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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身并不是完全没有发展空间地，大学是不独立的。所以对于有些制度的改革。主管部门会反对。尽管这样，在大学里面。领导人如果有点魄力的话，有些事还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教师制度从整体上设计得更合理、更公平、更透明一点，院系的构架安排得更合理一些。”
小月插言道：“我们现在的大学院系结构有什么问题吗？”
林夕道：“现在院系结构越改越复杂。西方的大学制度都在合理化，大学越庞大，结构就越要简单、合理、透明。西方大学内部一般是三个层次，甚至有两个层次地，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个层次，甚至五个层次。事实上，多一个层次，效率就大大降低，官僚主义就更加厉害。
现在国内大学的一个趋势就是扩张学院，或者将系提升为学院，或者将原先的系虚化——而在基础学科领域，将系虚化会有很大的问题。于是，正统大学越改革，学校内部的管理层次就越多，从教研室、系、院、学部到大学，有五个层次。管理部门的改革也是这样。问题地关键在于，大学学术单位的改革以什么为原则，要达到什么目的？简单地说，这些改革对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不是合理的？”
小月现在还在党校当他的老师，所以也比较关心教育的事情，不仅又问道：“现在大学的改革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林夕叹了口气道：“合理性要通过目的来衡量。比如，更好地产生新的知识和思想就是一种目地，更好地控制大学、教师和学生也是一种目地。这两个目的就是有冲突地。如果对照前一种目的，我们现在的有些改革可以说是向着更不合理的方向发展。当然也有一些合理的改革，但依然有许多完全在学校权力范围内的事情没有人做，也没有人想去做。比如，如何为教授提供更好的辅助服务，让他们免除琐碎的事情。在我们这里，教授最有能力、最有实力、最能干活和出活的时候，通常是没有这种服务的。
再比如用比我们自己的教授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钱去请一个什么什么奖获得者坐在那里，能够造就高水平的学术吗？他们曾经创造了新观念、新知识、新思想，得到了荣誉；但是对要创“世界一流”的大学来说，应该创造条件，在他们年轻力壮、能够有创造性成果、做出创造性发明的时候，能够把他们请过来，或者自己的大学能够出这样的人物，这才是要做的事情。一流大学不是荣誉院，把已经功成名就的人请来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每个大学也有自己改革的余地，使大学教师等制度更宽松、更合理、更公开，但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人会在这里花大力气。”
孙长林点头，表示同意林夕的意见，道：“你说的都对，可是现在的行政体制要改很难，你认为现在大学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这需要整个社会的法治。实际上，法治就是更加公开、更加开放。我觉得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
大学本身并不是完全没有发展空间地，大学是不独立的。所以对于有些制度的改革。主管部门会反对。尽管这样，在大学里面。领导人如果有点魄力的话，有些事还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教师制度从整体上设计得更合理、更公平、更透明一点，院系的构架安排得更合理一些。”
小月插言道：“我们现在的大学院系结构有什么问题吗？”
林夕道：“现在院系结构越改越复杂。西方的大学制度都在合理化，大学越庞大，结构就越要简单、合理、透明。西方大学内部一般是三个层次，甚至有两个层次地，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个层次，甚至五个层次。事实上，多一个层次，效率就大大降低，官僚主义就更加厉害。
现在国内大学的一个趋势就是扩张学院，或者将系提升为学院，或者将原先的系虚化——而在基础学科领域，将系虚化会有很大的问题。于是，正统大学越改革，学校内部的管理层次就越多，从教研室、系、院、学部到大学，有五个层次。管理部门的改革也是这样。问题地关键在于，大学学术单位的改革以什么为原则，要达到什么目的？简单地说，这些改革对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不是合理的？”
小月现在还在党校当他的老师，所以也比较关心教育的事情，不仅又问道：“现在大学的改革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林夕叹了口气道：“合理性要通过目的来衡量。比如，更好地产生新的知识和思想就是一种目地，更好地控制大学、教师和学生也是一种目地。这两个目的就是有冲突地。如果对照前一种目的，我们现在的有些改革可以说是向着更不合理的方向发展。当然也有一些合理的改革，但依然有许多完全在学校权力范围内的事情没有人做，也没有人想去做。比如，如何为教授提供更好的辅助服务，让他们免除琐碎的事情。在我们这里，教授最有能力、最有实力、最能干活和出活的时候，通常是没有这种服务的。
再比如用比我们自己的教授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钱去请一个什么什么奖获得者坐在那里，能够造就高水平的学术吗？他们曾经创造了新观念、新知识、新思想，得到了荣誉；但是对要创“世界一流”的大学来说，应该创造条件，在他们年轻力壮、能够有创造性成果、做出创造性发明的时候，能够把他们请过来，或者自己的大学能够出这样的人物，这才是要做的事情。一流大学不是荣誉院，把已经功成名就的人请来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每个大学也有自己改革的余地，使大学教师等制度更宽松、更合理、更公开，但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人会在这里花大力气。”
孙长林点头，表示同意林夕的意见，道：“你说的都对，可是现在的行政体制要改很难，你认为现在大学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这需要整个社会的法治。实际上，法治就是更加公开、更加开放。我觉得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