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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老舍、罗常培,长久不敢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按赵烈文的说法,也是满清二百年统治的果报。
“排满”虽然是策略,但也有不少人中了毒,读辛亥史料,每每有人说“他也是汉人,自然赞成光复”或某某表白道“我也是汉人,当然不反对革命”忍不住叹一声“幼稚”或“奸诈”
近年大家都认识到,辛亥之成,革命党不过是火药的引信,真正炸断二百年龙脉的tnt,是代表绅商阶层的立宪派。立宪派与中央政府及其派出官员分享着地方的统治资源,某些绅权极重的省份如四川、湖南,官员意志若无绅商的支持,政令根本无法通行。宣统二年(1910)的长沙抢米风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长沙米荒直至群众失控,事件背后是绅商联手洋商,大量囤积、盗运米粮。而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各省保路运动,其首要矛盾便是政府利益与绅商集团的利益冲突,至于哪方更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还真难说清楚,因为朝廷若想施惠民众,不可能越过绅商阶层实施;而绅商集团仗以与政府抗衡的,正是所谓“民意”——这种民意可能有操弄的成分,但毕竟是近代最具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天子牧民”的旧观念是无法与之颉颃的。
朝廷中人并非没有认识到这种来自绅商的强大势力。清政府1903年设立商部,1905年设立商标注册总局,都是提升商人地位的举措,同时政府为了借助民间力量发动对西方人的“商战”鼓励在乡官绅经商,基本形成了“无绅不商”的局面。最典型的如光绪廿二年(1896),清廷接受张之洞奏请,派陆润庠与张謇两位状元,分别在苏州、南通设立商务局,并办理苏纶纱厂与大生纱厂,人称“状元办厂”喧传一时。
有钱有势的绅商阶层必然要争取政治权力,而且这种争取有着充分的理由。自甲午一败,庚子再败,中央政府无能力应对世界大局的弊病暴露无遗,首都丢给八国联军当了一年多的殖民地,堪称一个政府的奇耻大辱,辛丑条约的巨大偿款压力则让政治话语权进一步向富庶的东南倾斜,所谓“非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也是东南诸省敢于抗旨不遵,联合倡定东南互保条约的根本理由。
南北风气的落差导致了帝国的断裂。时人孙宝瑄比较说,上海与北京,风气之异,几有百年。问题是,经济上帝国完全倚重于东南,政治上却还是赵烈文所说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庚子之后,绅商阶层藉由反思义和团之乱,以及1904年日俄战争“立宪小国击败专制大国”的样板效应,掀起了立宪风潮,也制造了立宪神话,似乎中国之病,全在未曾立宪,只要立宪,则国运立改,国力立强。
然而正如1906年载泽留洋考察归来对西太后进言的那样:立宪利于民,利于国,却不利于官。满洲亲贵固然不愿意权力旁落,庚子后出任各省的方面大员也难得对立宪有什么好脸色。立宪运动搞了整整十年,朝廷还在1911年5月8日搞出了“皇族内阁”无论摄政王载沣此举有何不得已的苦衷,都再难封天下悠悠之口。而谘议局联合会上书要求重组内阁,清廷居然申斥曰:“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对“立宪”的理解,双方恐怕分歧不小。
再提一点,1905年科举废除,时人后人多视为美事,去千年祸国之根。然而这一举措,却令整个社会权力瞬即固化,已为官绅者永为官绅,社会下层却无由上达,人才向上流动的途径被截断,朝廷虽征用考选留学生,实质仍是以门阀精英政治代替行之千年的考选制度。旧制死而新制未立,则大量旧制培养的人才无处可用,不入学堂,即投新军,而学生与新军这两股力量,在辛亥革命中均发挥极大能量,足见当初遽尔操觚,其祸不小。
讨论哪一根稻草让庞大的骆驼砉然倒地,当然只是一种叙事。无数涓流汇成了奔腾的大河,尽管其间的许多溪流并不见得期待最后的洪潮,但一旦列车进入快轨,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则不免“抽心一烂,土崩瓦解”正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
辛亥年的举义,逊位,共和,民国,或许就是开一扇窗的过程。
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
,如老舍、罗常培,长久不敢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按赵烈文的说法,也是满清二百年统治的果报。
“排满”虽然是策略,但也有不少人中了毒,读辛亥史料,每每有人说“他也是汉人,自然赞成光复”或某某表白道“我也是汉人,当然不反对革命”忍不住叹一声“幼稚”或“奸诈”
近年大家都认识到,辛亥之成,革命党不过是火药的引信,真正炸断二百年龙脉的tnt,是代表绅商阶层的立宪派。立宪派与中央政府及其派出官员分享着地方的统治资源,某些绅权极重的省份如四川、湖南,官员意志若无绅商的支持,政令根本无法通行。宣统二年(1910)的长沙抢米风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长沙米荒直至群众失控,事件背后是绅商联手洋商,大量囤积、盗运米粮。而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各省保路运动,其首要矛盾便是政府利益与绅商集团的利益冲突,至于哪方更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还真难说清楚,因为朝廷若想施惠民众,不可能越过绅商阶层实施;而绅商集团仗以与政府抗衡的,正是所谓“民意”——这种民意可能有操弄的成分,但毕竟是近代最具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天子牧民”的旧观念是无法与之颉颃的。
朝廷中人并非没有认识到这种来自绅商的强大势力。清政府1903年设立商部,1905年设立商标注册总局,都是提升商人地位的举措,同时政府为了借助民间力量发动对西方人的“商战”鼓励在乡官绅经商,基本形成了“无绅不商”的局面。最典型的如光绪廿二年(1896),清廷接受张之洞奏请,派陆润庠与张謇两位状元,分别在苏州、南通设立商务局,并办理苏纶纱厂与大生纱厂,人称“状元办厂”喧传一时。
有钱有势的绅商阶层必然要争取政治权力,而且这种争取有着充分的理由。自甲午一败,庚子再败,中央政府无能力应对世界大局的弊病暴露无遗,首都丢给八国联军当了一年多的殖民地,堪称一个政府的奇耻大辱,辛丑条约的巨大偿款压力则让政治话语权进一步向富庶的东南倾斜,所谓“非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也是东南诸省敢于抗旨不遵,联合倡定东南互保条约的根本理由。
南北风气的落差导致了帝国的断裂。时人孙宝瑄比较说,上海与北京,风气之异,几有百年。问题是,经济上帝国完全倚重于东南,政治上却还是赵烈文所说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庚子之后,绅商阶层藉由反思义和团之乱,以及1904年日俄战争“立宪小国击败专制大国”的样板效应,掀起了立宪风潮,也制造了立宪神话,似乎中国之病,全在未曾立宪,只要立宪,则国运立改,国力立强。
然而正如1906年载泽留洋考察归来对西太后进言的那样:立宪利于民,利于国,却不利于官。满洲亲贵固然不愿意权力旁落,庚子后出任各省的方面大员也难得对立宪有什么好脸色。立宪运动搞了整整十年,朝廷还在1911年5月8日搞出了“皇族内阁”无论摄政王载沣此举有何不得已的苦衷,都再难封天下悠悠之口。而谘议局联合会上书要求重组内阁,清廷居然申斥曰:“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对“立宪”的理解,双方恐怕分歧不小。
再提一点,1905年科举废除,时人后人多视为美事,去千年祸国之根。然而这一举措,却令整个社会权力瞬即固化,已为官绅者永为官绅,社会下层却无由上达,人才向上流动的途径被截断,朝廷虽征用考选留学生,实质仍是以门阀精英政治代替行之千年的考选制度。旧制死而新制未立,则大量旧制培养的人才无处可用,不入学堂,即投新军,而学生与新军这两股力量,在辛亥革命中均发挥极大能量,足见当初遽尔操觚,其祸不小。
讨论哪一根稻草让庞大的骆驼砉然倒地,当然只是一种叙事。无数涓流汇成了奔腾的大河,尽管其间的许多溪流并不见得期待最后的洪潮,但一旦列车进入快轨,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则不免“抽心一烂,土崩瓦解”正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
辛亥年的举义,逊位,共和,民国,或许就是开一扇窗的过程。
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