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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时要好很多。但圆珠笔心毕竟用不了多久，当它再也写不出字的时候，我曾想过很多的办法，比如往空笔心里面灌“马桑泡”（马桑树结的果实，挤破后流出紫色的汁液，有小毒，甜味，曾有过许多小孩因误食而中毒），或是用别人用完的电池砸滥泡水再灌进去，最后都失败了。我时刻梦想着能拥有一支钢笔，这个愿望直到高中快要毕业时我同母异父、跟外祖父生活的哥哥才送给我一支。记得曾经有一次，上数学的刘老师这样说我：“作为中学生，不能老用铅笔做作业”虽然我知道当时刘老师绝不是因我没钱买钢笔而有意这样说的，但这句话却深深刺痛了我当时的还不健全的人格和尊严。
现在想来，我今天依然不健全的人格，或者说叫心理障碍，大多是那时候形成的：老天造就了我一个性灵的大脑，却没有给予我相应的生活和成长的空间：每当我看到别人穿上新衣或拥有一支钢笔，我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甚或自虐情结，后来这种情结甚至恶性膨胀到对社会的强迫性对抗，以至若干年以后成为我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却可以写出自己的姓名，这正好被我利用了一次：那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因为打架，老师要我们写保证书，必须要有家长签名，回家后想来想去，父亲那里是绝不敢拿去签名的，便想了一个骗母亲的办法：先用话“激”母亲说，你太没用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母亲说：“谁说我不会写名字？你找纸来我写给你看。”我赶紧拿出早就写好的保证书，指着签名的位置要她写，她一笔一划歪歪扭扭的写完后说：“这不是我的名字吗？”我连声说“是”如获至宝，拿到学校去交差去了。多年之后我给母亲讲当年骗她的经过，母亲笑笑说：“还好意思，骗自己的妈，没良心。”
母亲永远是任劳任怨、温和善良的，而父亲则性如烈火，疾恶如仇，所谓的“严父慈母”在我家正好得到印证。我记不清小时候到底挨过多少父亲的打骂，但每次在我挨打挨骂的时候母亲都会因为护我的“短”而被父亲连带呵斥甚或挨上几竹条。竹条，是小时候父亲惩罚我们的工具，它是从竹子上取下的枝条，习惯上称为竹条。父母用竹条打孩子，在我们家乡似乎是约定俗成的传统，今天依然盛行。即使做父母的只是为了吓唬吓唬孩子，把竹条拿在手里对着空中用力的“唰唰”几下，那空气被撕裂的声音也足以让孩子噤若寒蝉。我自第一次被竹条打上紫色的血痕开始，就如同在心灵里打上了“烙印”直到我成年以后的若干年，还对之心有余悸。也正因为竹条的缘故，我恨了父亲很多年。多年以后当我自己的孩子因调皮捣蛋做错事，我也拿起象征父亲权威的竹条的时候，我才对父亲有了几分谅解。不过却不能释然母亲替我们挨的那些竹条。至于后来我从心底对父亲彻底“宽容”则是我领悟到我较之一般人有更能驾驭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应该属于父亲严厉管教我的结果。
母亲是标准型的贤妻良母，如果在外面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回到家里，母亲都会想方设法使我们情绪好起来。在左邻右舍，母亲也有很好的人缘，很少和别人发生争吵。-
母亲一生多病，最主要的原因是生育了我们14胎儿女，尽管健在的只有我们十姐妹，但在当年那种太贫穷的农村，物质和营养极度匮乏的环境下，养活一个尚且不易，何况养了我们这么多！我现在依然记得母亲白天带病参加生产，晚上回家还得忙于家务琐碎的种种情形。我们常常见到母亲咳嗽成一团，有时突然昏倒在地。但因为没钱买药，更没钱进医院，母亲只能自己去采挖一种叫“矮桐子”（后来我知道“矮桐子”的草药名叫“臭牡丹”）的草药，和黑母鸡生的蛋炖了吃。据母亲说，这是一种祖传秘方，专治“晕病”但这种祖传秘方仅能缓解而不能根治病情，因为母亲还是隔一段时间又要复发，终于有一天，母亲病倒在床了，祖传秘方不见一点效果，父亲只好借钱到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竟然是被当时认定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好在父亲有很多朋友，通过这些朋友的关系，得到了一笔国家救济金。于是遵照医生安排，父亲买回了很多药品，什么异烟肼、鱼肝油、雷米封之类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些药品名称。一段时间以后，母亲有了一些好转，便又参加生产劳动。但大病初愈，身体自然很虚弱，而当时在生产队任班长的大伯父却骂母亲做事像个“福太太”母亲晚上气得掉眼泪，父亲要去找大伯拼命，被母亲劝住了。又大约过了几年，母亲自觉身体好了很多，在医院复查，除了其他一些毛病，肺结核竟然好了，医院认为是个奇迹。
后来我认为母亲的病与她的生活习惯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她特别喜欢吃夹生的土豆片和烧烤的食物（当然不是都市人所说的烧烤），还特别喜欢吃甜食和辣椒。受母亲的影响，我也有这些嗜好，但我毕竟读的书多，知道膳食的合理调配，因之逐渐改变了那些偏食的习惯。
母亲的一生，几乎全部在为我们这些儿女付出。然而我们却未能给予母亲哪怕仅仅是万分之一的回报。我想，母亲是能够理解我们儿女各自的苦衷的。在我刚刚从父母的庇荫中带着一身学生气走入社会的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处于初期阶段，而封闭的家乡未能给我提供合适的舞台，近乎残醋的人文环境将我满腔的雄心和理想撕裂成丝丝碎片，将我的不屈的人格和尊严剜割得鲜血淋淋。那时，我自顾不暇，三尺讲台将我浓缩在白茫茫的粉尘和白茫茫的心境之中，而婚姻的不幸更让我感觉到生活的无奈；在经历了几番心理的反复掂量之后，远离了故乡，远离了父母和亲人，只身融入南下打工大潮，企图在未知的珠三角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打工的日子，许多的辛酸曲折难以一言而尽，而对父母的孝道亦越来越遥远，虽然间或在得知父母欠安时会生发出强烈的自惭内疚，然而最多出只是寄上一个信封的忏悔加上几十元或一两百元的“慰藉”当我终于凭借毅力在珠三角崭露头角，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接从未走出过省城的父母（母亲甚至连县城也仅去过两次）到南方的大都市开开眼界，然而我还未来得及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却先得到母亲病危的电话后来我在医院里安慰母亲，希望她病好以后我带她和父亲到广东去旅游，母亲听了很高兴，见两行眼泪从她苍白的脸上滚下来，我知道她是被我“感动”的。
然而这一切仿佛还在眼前，母亲却再也不屑于我们这些不肖儿女的一切，她要脱离这个给她无限苦难的世界，在另一个世界寻找属于她的安乐！
为您在天国的灵魂祝福，母亲！
字时要好很多。但圆珠笔心毕竟用不了多久，当它再也写不出字的时候，我曾想过很多的办法，比如往空笔心里面灌“马桑泡”（马桑树结的果实，挤破后流出紫色的汁液，有小毒，甜味，曾有过许多小孩因误食而中毒），或是用别人用完的电池砸滥泡水再灌进去，最后都失败了。我时刻梦想着能拥有一支钢笔，这个愿望直到高中快要毕业时我同母异父、跟外祖父生活的哥哥才送给我一支。记得曾经有一次，上数学的刘老师这样说我：“作为中学生，不能老用铅笔做作业”虽然我知道当时刘老师绝不是因我没钱买钢笔而有意这样说的，但这句话却深深刺痛了我当时的还不健全的人格和尊严。
现在想来，我今天依然不健全的人格，或者说叫心理障碍，大多是那时候形成的：老天造就了我一个性灵的大脑，却没有给予我相应的生活和成长的空间：每当我看到别人穿上新衣或拥有一支钢笔，我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甚或自虐情结，后来这种情结甚至恶性膨胀到对社会的强迫性对抗，以至若干年以后成为我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却可以写出自己的姓名，这正好被我利用了一次：那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因为打架，老师要我们写保证书，必须要有家长签名，回家后想来想去，父亲那里是绝不敢拿去签名的，便想了一个骗母亲的办法：先用话“激”母亲说，你太没用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母亲说：“谁说我不会写名字？你找纸来我写给你看。”我赶紧拿出早就写好的保证书，指着签名的位置要她写，她一笔一划歪歪扭扭的写完后说：“这不是我的名字吗？”我连声说“是”如获至宝，拿到学校去交差去了。多年之后我给母亲讲当年骗她的经过，母亲笑笑说：“还好意思，骗自己的妈，没良心。”
母亲永远是任劳任怨、温和善良的，而父亲则性如烈火，疾恶如仇，所谓的“严父慈母”在我家正好得到印证。我记不清小时候到底挨过多少父亲的打骂，但每次在我挨打挨骂的时候母亲都会因为护我的“短”而被父亲连带呵斥甚或挨上几竹条。竹条，是小时候父亲惩罚我们的工具，它是从竹子上取下的枝条，习惯上称为竹条。父母用竹条打孩子，在我们家乡似乎是约定俗成的传统，今天依然盛行。即使做父母的只是为了吓唬吓唬孩子，把竹条拿在手里对着空中用力的“唰唰”几下，那空气被撕裂的声音也足以让孩子噤若寒蝉。我自第一次被竹条打上紫色的血痕开始，就如同在心灵里打上了“烙印”直到我成年以后的若干年，还对之心有余悸。也正因为竹条的缘故，我恨了父亲很多年。多年以后当我自己的孩子因调皮捣蛋做错事，我也拿起象征父亲权威的竹条的时候，我才对父亲有了几分谅解。不过却不能释然母亲替我们挨的那些竹条。至于后来我从心底对父亲彻底“宽容”则是我领悟到我较之一般人有更能驾驭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应该属于父亲严厉管教我的结果。
母亲是标准型的贤妻良母，如果在外面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回到家里，母亲都会想方设法使我们情绪好起来。在左邻右舍，母亲也有很好的人缘，很少和别人发生争吵。-
母亲一生多病，最主要的原因是生育了我们14胎儿女，尽管健在的只有我们十姐妹，但在当年那种太贫穷的农村，物质和营养极度匮乏的环境下，养活一个尚且不易，何况养了我们这么多！我现在依然记得母亲白天带病参加生产，晚上回家还得忙于家务琐碎的种种情形。我们常常见到母亲咳嗽成一团，有时突然昏倒在地。但因为没钱买药，更没钱进医院，母亲只能自己去采挖一种叫“矮桐子”（后来我知道“矮桐子”的草药名叫“臭牡丹”）的草药，和黑母鸡生的蛋炖了吃。据母亲说，这是一种祖传秘方，专治“晕病”但这种祖传秘方仅能缓解而不能根治病情，因为母亲还是隔一段时间又要复发，终于有一天，母亲病倒在床了，祖传秘方不见一点效果，父亲只好借钱到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竟然是被当时认定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好在父亲有很多朋友，通过这些朋友的关系，得到了一笔国家救济金。于是遵照医生安排，父亲买回了很多药品，什么异烟肼、鱼肝油、雷米封之类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些药品名称。一段时间以后，母亲有了一些好转，便又参加生产劳动。但大病初愈，身体自然很虚弱，而当时在生产队任班长的大伯父却骂母亲做事像个“福太太”母亲晚上气得掉眼泪，父亲要去找大伯拼命，被母亲劝住了。又大约过了几年，母亲自觉身体好了很多，在医院复查，除了其他一些毛病，肺结核竟然好了，医院认为是个奇迹。
后来我认为母亲的病与她的生活习惯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她特别喜欢吃夹生的土豆片和烧烤的食物（当然不是都市人所说的烧烤），还特别喜欢吃甜食和辣椒。受母亲的影响，我也有这些嗜好，但我毕竟读的书多，知道膳食的合理调配，因之逐渐改变了那些偏食的习惯。
母亲的一生，几乎全部在为我们这些儿女付出。然而我们却未能给予母亲哪怕仅仅是万分之一的回报。我想，母亲是能够理解我们儿女各自的苦衷的。在我刚刚从父母的庇荫中带着一身学生气走入社会的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处于初期阶段，而封闭的家乡未能给我提供合适的舞台，近乎残醋的人文环境将我满腔的雄心和理想撕裂成丝丝碎片，将我的不屈的人格和尊严剜割得鲜血淋淋。那时，我自顾不暇，三尺讲台将我浓缩在白茫茫的粉尘和白茫茫的心境之中，而婚姻的不幸更让我感觉到生活的无奈；在经历了几番心理的反复掂量之后，远离了故乡，远离了父母和亲人，只身融入南下打工大潮，企图在未知的珠三角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打工的日子，许多的辛酸曲折难以一言而尽，而对父母的孝道亦越来越遥远，虽然间或在得知父母欠安时会生发出强烈的自惭内疚，然而最多出只是寄上一个信封的忏悔加上几十元或一两百元的“慰藉”当我终于凭借毅力在珠三角崭露头角，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接从未走出过省城的父母（母亲甚至连县城也仅去过两次）到南方的大都市开开眼界，然而我还未来得及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却先得到母亲病危的电话后来我在医院里安慰母亲，希望她病好以后我带她和父亲到广东去旅游，母亲听了很高兴，见两行眼泪从她苍白的脸上滚下来，我知道她是被我“感动”的。
然而这一切仿佛还在眼前，母亲却再也不屑于我们这些不肖儿女的一切，她要脱离这个给她无限苦难的世界，在另一个世界寻找属于她的安乐！
为您在天国的灵魂祝福，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