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四章从岛屿到岛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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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遣送方式，那就是简单地用一叶扁舟载着犯人从“群岛”的某一岛屿直接摆渡到另一岛屿。这叫做专门递解。这是一种最无拘束的遣送方式，和自由人的旅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为数不多的犯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样的机会，遇到过三次。
专门递解是根据高级官员的指令实行的。请不要把它和专用通知单混为一谈，那也是由上头的什么人签署的。专用犯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和解犯大队一起行动，虽然他在途中也可能遇到几段奇妙的插曲（因而其效果更是令人觉得非同寻常）。例如，安斯-伯恩施坦依据专用通知单从北方被遣送到伏尔加河下游去参加完成一项农业任务。在路上他经历了我在前面描述过的全部拥挤和侮辱，警犬的狂吠，刺刀的威逼“离队左右一步，就”的吼叫。忽然在一个叫作赞则瓦特卡的小站上，他被带下了车。一个不带任何武器、态度平和的看守员单独到车站来接他。看守员懒洋洋地说：“好吧。今晚你住在我这里。天亮以前你可以到处走走，明天我带你去劳改营。”于是安斯就去到处走走了。诸位可懂得，对于一个刑期十年、多少次与生活告别过、今天上午还蹲在“泽克车厢”里，而明天又要进劳改营的人“到处走走”是什么意思？他马上随便走路，随便观看，看着几只鸡在车站的小花园里啄食，看看几个农妇正收拾着没有向旅客卖掉的牛油和甜瓜准备回家。他朝侧面走出三、四、五步，没有人喊：“站住！”他不敢信以为真地用手指触触一棵刺槐树的叶子，几乎哭出声来。
而专门递解则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奇妙经历。这一次你和解犯大队根本不沾边，不用把双手放到背后，不用脱光衣服，不用坐在地下，连搜身都不搞。押解人员待你态度友善，甚至以“您”相称。作为一般地打招呼，他先向你提出警告：如果企图逃跑，我们和平常一样是要开枪的。我们的手枪里装了子弹，就在口袋里掖着。然而我们一路要随便些，举止要自然，不要叫人看出你是犯人。（我恳请诸位注意，在这一点上也和任何时候一样，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如何地完全一致！）
我的劳改营生活从那一天起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当时我正凄凄惶惶地站在木工班等待出工的队列里，我的手指头痉挛着（它们由于成天紧捏工具变得僵硬了，再也伸不直）。派工员把我拉到一边，带着意外的尊敬对我说：“你知道吗，根据内务部长的指示”
我目瞪口呆。木工班出发了。营区里的杂役们围上了我。有的说：“要给你加判新的刑期。”另一些人说：“要释放。”但是他们对一件事情看法一致，那就是这一次免不了要经过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这一关。我自己也在加判和释放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摇摆。我干脆忘了，半年以前，劳改营里来过一个家伙，他分发了一些古拉格的登记卡片要我们填写（战后他们在较近的劳改营里开始搞过这项登记工作，但是看来好像没有完成）。卡片上最重要的一栏是“专长”犯人们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纷纷填写古拉格里最吃香的专业：“理发师”、“裁缝”、“仓库管理员”、“面包匠”之类。我皱了皱眉头就填上了“核物理学家”几个字。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当过核物理学家，关于这方面我只是战前在大学里听到过一点，知道原子粒子及其参数的名称，于是就这么写上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原子弹是顶顶急需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对于那张卡片并没有放在心上，干脆忘了。
在劳改营里隐隐约约地能听到一种模糊的、不确切的、没有得到任何人证实的传闻；在这个群岛的某些地方存在着一些极微小的“天堂岛”谁也没有见过。谁也没有去过。在那里呆过的人们都保持沉默，闭口不谈。据说在那些小岛上有“乳汁的河流，果羹的河岸”；吃的伙食最次是酸乳酪和鸡蛋；据说那里一切都是干干净净，永远是暖暖和和；干的都是脑力劳动，而且都是绝对机密的。
我自己就登上过这样一类天堂岛并且在那上面服完了我的一半刑期。（囚犯们的俗话中把这类天堂岛称作“沙拉施卡”）我能活下来全是托它们的福。留在劳改营里我这条命无论如何也拖不到刑满。我今天能写这部考察著作也得感谢它们，虽然在这部书里我并没有考虑给它们什么篇幅（已经写了一部关于它们的长篇小说）。我在这类岛屿之间转移，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从第二个到第三个，都是通过专门递解；两名看守和我。
如果死者的幽灵有时候在我们之间飘过，能够看到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透我们心里的琐碎念头，而我们却看不到它们，也猜不到它们的无形体的存在，那么，专门递解就恰像这种情形。
你一头扎进了自由的渊薮，在火车站候车室的人群里推推挤挤。你心不在焉地浏览着那些肯定与你没有一点关系的布告。你坐在候车室的古旧的“沙发”上，听着一些奇怪而无聊的对话：谁家的男人打老婆，或者把老婆甩啦；谁家婆媳不和啦；单元楼里的邻居私自使用走廊里的电源插座，上楼还不把靴底擦干净啦；谁和谁在工作单位里过不去啦；哪儿有个好差事要什么人去，他不想搬家——坛坛罐罐搬起来容易吗？等等，等等。你听着这一切，忽然一阵愤世嫉俗的心情使你全身不寒而栗：你分明地看透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分量，一切嗜好和情欲的分量！这是那些凡夫俗子们注定不能领会的。只有你，只有不具形体的你，才是真正地活着，实在地活着，而所有那些人只不过是误认为自己是活着的。
还有-一在你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无论是向他们猛喝，无论是为他们痛哭，都不可能；抓住他们的肩头把他们摇醒，这也是不可能的呀！你毕竟只是鬼魂，只是无形的幽灵，而他们却是物质的实体啊。
怎样才能使他们醒悟？启示吗？显灵吗？托梦吗？——兄弟们！人们！生命给予了你们是为了什么？！在深沉的午夜，死囚的牢门砰然大开，有着伟大灵魂的人们被拖上刑场。就在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啊，在我国条条铁路线上，正有人在嚼咽下咸鲱鱼之后用苦涩的舌尖舔着干枯的嘴唇。他们梦想的是伸直一下双腿的幸福，是解过手以后的轻松。奥罗图坎的土地只是在夏天才化冻，而且仅仅化开表面的三尺，只有这时候才能掩埋冬季死亡者的尸骨。而你们，你们头上有蔚蓝的天空，有炽热的红日，你们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可以去喝水，伸伸懒腰，随意到哪里去旅行而没有人押解——什么靴底没有擦干净之类的琐事还算得了什么？还管它什么婆媳和不和？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它的全部奥秘——你们要知道吗？我可以马上全部抖出来。不要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什么财产，什么地位：赚来这些东西要耗费你们几十年的精神，而没收它们只需要一个夜晚。以平静的超然物外的态度去生活吧！——不要畏惧灾祸也不要眷念幸福，要知道终归是一样的：苦既不永久，甜亦难满盈。你们今天没有挨冻，饥渴的利爪没有撕扯你们的五脏，这也就够了。你们的脊骨没有被打断，你们的两条腿都还能行走，两只手臂还都能弯曲，两只眼睛都能看见，两只耳朵都能听到，还有什么人值得你们羡慕？何苦来？妒忌旁人，受害的是自己。擦亮你的眼睛，纯净你的心灵，要把那些爱你们、好心待你们的人看得比什么都贵重。不要伤害他们，不要辱骂他们，不要和他们任何一个在争吵中分手：因为你毕竟无法知道，这是不是你在被捕前的最后一个举动，而你将会以这样的形貌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但是押解人员正抚摸着衣袋里的手枪的黑色枪柄。我们三个人并排坐着，三个不喝酒的规规矩矩的哥儿们，三个文文静静的好朋友。
我擦了擦额头，我合上眼睛，我又睁开眼睛——看见的仍是原来的梦境：一大片没有押解队陪伴的人群、我清楚地记得：昨天晚上我睡在监室里，明天又会回到监室。可是，几个拿着小钳子的检票员出现在我眼前：“您的票呢？”“那个同志拿着。”
车厢里人很满（嗯，当然是按自由人的标准说“很满”——长椅下面，过道的地板上都还没有坐人呢）。既然他们告诉我路上要放随便点，那我就尽量随便了；我看见隔排有一个靠窗口的空位于，就坐了过去。而这个分隔里却没有押解人员坐的地方。他们只好留在原位上，从那儿像望情郎似地盯着我。在佩列波尔车站，我的小桌对面空出一个位子，可是一个脸庞粗大的青年人赶在我的押解员之前占据了这个阵地。他穿着羊皮大氅，皮帽，提着一只简陋但结实的木箱，我一眼就认出箱子是劳改营的产品，madein群岛”
“唷！”年轻人出了一口粗气。光线虽然昏暗，但是我看得出他满脸通红，说明他上车的时候经历过一番踢打。他拿出一个行军壶：“同志，来点啤酒？”我知道我的押解员在隔排坐位上已经疲惫不堪了。规定了不许我喝含酒精的饮料，决不能喝的。可是——举止要随便。因而我就随随便便地说了一句：“行，来点。”（啤酒？啤酒！三年来我一小口也没有喝过！明天在监室里可要吹吹：我喝了啤酒！）年轻人倒酒，我喝着，浑身因幸福而颤栗。已经黑了。车厢里没有电灯。这是战后的经济破坏时期。在车厢的隔门上挂着的一盏旧罩灯里燃着一截蜡烛头，一共四个分隔统共只有这一盏灯。我和这个年轻人差不多摸着黑像朋友似地聊着天。我的押解员不管怎么伸长脖子，在车轮的隆隆声中，我们的谈话他们什么也听不见。我口袋里装着一张写给家里的明信片。我马上就要向我的这位朴质的朋友说明我是什么人，求他替我投进信箱。根据箱子判断，这个人自己也是蹲过的。但是他赶在我前头了：“你知道，我这个假好难请。两年都不给假，真不是人干的差事。”“什么差事？”“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个阿斯莫杰，蓝肩章，从来没有见过吗？”唉，见鬼，我怎么没有立刻猜想到？佩列波尔是伏尔加劳改营的中心，箱子是他强迫犯人白给他做的。这一切是怎样渗透进我们的生活的？两个分隔里有了两个阿斯莫杰都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加进第三个。说不定什么地方还隐藏着第四个？或许每排座位上都有？也许这个车厢里还有跟我一样的专门递解的犯人？
我的年轻伙伴继续在发牢骚，埋怨命不好。这时候我故意叫他摸不着头脑地顶了他一句：“可是你看管的那些人呢？那些平白无故地被判了十年的人——他们松快吗？”他马上蔫下来了，一直到天亮也不再吭声：原先，在半明不暗中，他也模糊地看见我穿的是一身不完整的军装——军大衣、军便服。他以为我不过是个当过兵的。可是现在鬼晓得我可能是干什么的？说不定是个行动人员？正在追捕逃犯？为什么我恰好在这节车厢？而他却当着我的面骂了劳改营
罩灯里的蜡烛头渐渐消溶，但是仍然亮着。在第三个行李架上有个小伙子用令人愉快的嗓音讲述着战争中的故事——真正的战争，书里不写的战争。他当过工兵，他讲的都是实打实的真事。原原本本的真实仍然能够传进一些人的耳朵，实在叫人高兴。
我本来也能讲一些事情我甚至产生了讲的愿望不，已经没有这个愿望了。我参加战争的四个年头像是被母牛的舌头舔掉了。我已经不相信这一切是真正发生过的，不想去回忆它。在此地的两年，在“群岛”上的两年，使我对前线的道路、战友的情谊淡漠了，对一切都淡漠了。这也许叫作以毒攻毒吧。
你看，在自由人中间统共才度过了几个钟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嘴不会说话了；我在他们中间十分无聊；我在这里束手束脚；我要自由地说话！我要重返家园！我要回到自己的群岛！
早晨，我把明信片志在行李架上：女列车员总会来擦车厢；她会拿去投在信箱里，如果她真的是一个人
我们出了莫斯科的北站，走进广场。我的看守又是两个初次进京的，不认识莫斯科的路。我替他们决定乘“6”路有轨电车。广场中间的电车站挤了一大堆人，正是上班的时间。一个看守员上车找司机，给他看看内务部的工作证。我们一路上神气地站在司机台旁边，像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票也不打。一个老头要从前门上车，人家不许可：你又不是残废人，从后门上车吧！
我们在诺沃斯洛波达广场下车。虽然我这是第四次进布蒂尔卡监狱，它的内部平面图我毫不费力就能画出来，但从外面看到它，这还是头一次。哦，好森严好高大的两个街区长的围墙！莫斯科市民见到它的铁门张开大口的时候心都发凉。可是我却毫无遗憾地把莫斯科大街的人行道留在身后，像回家似地穿过拱顶的门洞，含着微笑走进了监狱的前院。我认出了那座主楼的熟悉的雕花木门。现在他们将要我面向墙壁立正（瞧，已经这样站着了），将要问：“姓什么？本名和父名？哪年生人？”这一套我早已不当一回事。
我的名字？我叫“星际流浪者”！他们捆住了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却不受他们管束。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身体进行过几小时的不可免除的处理程序（关隔离间、搜身、发收据、填写入狱登记卡、蒸衣和洗澡）之后，将会把我带进一个监室，它必定是一个双拱顶的房间，当中有一个拱门（所有的监室都是这个结构），有两个大窗，一个长橱桌。我将能遇到一些陌生的但一定是聪明、有趣、友善的人们，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知道的事，我也会讲给他们我知道的事。黑夜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不大愿意马上睡觉。
而吃饭的钵子上将压印着“市监”两个字（防止起解时被犯人带走）。“市监疗养院”——我们上次就曾拿这几个字逗笑。这个疗养院是那些巴不得掉膘的脑满肠肥的官老爷们不大知道的。他们腆着大肚皮专程去基斯洛沃茨克，沿着规定路线做长途步行，做下蹲动作，连续出一个月的汗才能甩掉两三公斤的重量。而“布监疗养院”近在身旁，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根本不用做什么体操，在这里只消一周时间就可以瘦下半普特。
这是屡试不爽的。这是绝无例外的。
世界是狭小的，简直十分狭小，这是监狱生活使人确信不疑的真理之一。诚然“古拉格群岛”分布的面积虽是与苏联的国土相等，但其居民人口确是远远少于苏联人口。群岛居民的确切数字当然非如你我者所能查清。但是可以推定，同时居住在劳改营里的人数从来没有超出过一千二百万（一些人陆续地入土“机器”不停顿地把新的人划拉进来），其中政治犯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六百万？——这已经是一个小国家，瑞典或希腊。在那一类国家里，人们很多都是互相认识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你走进任何一座递解站的任何一个监室，听一听，谈一谈，就一定会发现与同室难友有共同的熟人。（这不算什么：有一个单身囚禁了一年的江君，他蹲过苏汉诺夫卡监狱，挨过留明的殴打，住过医院，在这以后被关进了卢宾卡的监室。他进门以后，说出了自己的姓名。灵敏的。君立刻迎上去对他说：“啊-一我知道您！”“在哪儿？”r君回避地说：“您认错人了吧。”“一点没错。您就是那个美国人亚历山大-多尔甘，资产阶级报刊造谣说您被绑架了，塔斯社辟过谣。我当时在外头，在报上看到过。”）
我喜欢监室里进来新人（不是新入狱的，这种人进来的时候必然是垂头丧气和局促不安的。我指的是老资格的犯人）的那一时刻。我自己也喜欢走进一间新的监室（不过，上帝开思，可别让我再进去了）——一无忧无虑的微笑，大模大样的姿态：“嘿，哥儿们好吗？”把小行囊往板铺上一甩：“喂，布蒂尔卡最近一年有啥新闻？”
开始互相介绍。有一个小伙子姓苏沃洛夫，是五十八条的。初看这个人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可是你要抓紧打听，千万别放过：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递解站曾经有一个叫马霍特金的人跟他蹲过一个监室
“慢点，他就是那个北极飞行员吗？”
“正是他。用他的名字命名过”
“泰梅尔湾里的一个岛。可是他本人却按五十八-10的罪名坐在牢里。请您告诉我，是已经放他到杜金卡去了吗？”
“不错。您怎么知道的？”
好极了。这位和我素不相识的马霍特金的传记又增添了新的一节。我从未见过他，也许永远不会见到他，但是旺盛的记忆力把我所知的关于他的一切都积累起来了：马霍特金被判了十年，而那个岛屿却没有法子易名，因为已经写在各国出版的地图上了（这可不是古拉格的岛屿）。他被送到波尔申诺的航空天堂岛。他在那里无聊得要命。全都是工程人员，就他一个飞行员，那里又不让他飞行。这个天堂岛分成两摊，马霍特金被分到塔甘罗格的那一摊。和外界的联系似乎完全掐断了。当我在雷宾斯克的那一摊里的时候，曾听说这个小伙子要求到极北地区去飞行。现在我知道已经获准了。这种新闻对我并没有什么用，但我全记下来了。十天以后在布蒂尔卡的一间小浴室里（为了不占用大洗澡间，布蒂尔卡里面专设了一些非常可爱的有水龙头和木盆的小单间）又和一位p君相遇。我和p君也不认识，但问出他在布蒂尔卡住了半年医院，现在要去雷宾斯克的天堂岛。三天以后——在雷宾斯克，关在那只隔断了与外界一切联系的匣子里的人们将会知道马霍特金现在到了社金卡，也将知道我现在被送到了什么地方。留心、记忆、相遇——这就是囚犯的无线电报。
这一个戴着玳瑁眼镜的有吸引力的男人是谁？他在监室里漫步，一边用好听的男中音哼着舒伯特的曲子；
“青春又使我烦恼忧伤，通向坟墓的道路入此漫长”
“查拉普金，谢尔盖-罗曼诺维奇。”
“噢，慢点，我很熟悉您。生物学家？拒绝回国者？从柏林来？”
“您怎么知道的？”
“那有什么，世界是狭小的嘛。四六年我曾经跟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起”哦，那曾经是一间怎样的监室啊！那也许是我整个监狱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间监室了。那是在七月。他们奉了那个神秘的“内务部长指令”把我从劳改营送进了布蒂尔卡。我们午饭后就到达了，可是监狱里忙得不可开交，交接手续办了十一个小时，直到半夜三点才把在隔离室里饿得半死的我带进了七十五号监室。两个拱形屋顶下安着两盏强光灯泡，把监室照得通明。监室里人挨人地睡着，憋闷使他们不得安生：罩着“笼口”的窗户透不进七月的灼热的气流。彻夜不眠的苍蝇嗡嗡地叫着，停在睡觉的人们身上，引起他们的抽动。有人用手帕蒙在眼上遮挡刺目的光亮。便桶散发着强烈的臭味，在这样的高温下，分解的过程进行得特别迅速。监定原定容纳二十五人，现在填塞得还不算过分，总共才八十来个人。两边的板铺上躺满了，两排板铺中间的过道又搭上板子当作加铺。板铺底下东伸出一双脚，西伸出一双脚。传统的布蒂尔卡橱桌被移到了靠便桶的地方。在那附近还剩下一小块空地，于是我就在那儿躺下了。一直到天亮，凡是上便桶的人都必须从我身上跨过。
从牢门的送饭口传来一声“起床！”的命令，全体立时动弹起来：拆掉临时搭的铺板，把橱桌推回窗口。犯人们走过来对我进行访问：是新入狱的还是劳改营来的？原来，这个监室里汇合了两股水流：一股是正待遣送去劳改营的新决犯的常规的水流，另一股是从劳改营来的回流，这些人是各类的专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设计工程师，他们正陆续地被送到一些地址不明的地方，但肯定是一些条件优越的科研单位（这下我放心了，部长不是要给我套上新的刑期）。一个人向我走过来，他年纪还不算老，骨骼粗大，但是消瘦得利害，鼻子稍呈鹰钩状。
“我是季莫菲耶夫子u索夫斯基教授，七十五号监室科技协会主席。本会每天早饭后在左边窗口附近聚会。您能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吗？题目能定下来吗？”
我遭到一次突然袭击，我呆立在他的面前，穿着我的下摆拖脏了的军大衣，戴着冬季的帽子（在冬季被捕的人注定在夏天也要穿冬装）。我的手指头从起床到现在还没有伸直过，而且满手都是擦伤。我能做什么学术报告？我正好记起来，不久前在劳改营里有一本美国国防部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官方报告，在我手里停留过两个晚上。这本书是今年春天才出版的，监室里大概还没有人见到吧？多余的问题，当然没有！这样，命运就和我开了个恶毒的玩笑，强迫我按照在古拉格里填写的卡片在原子物理学的田野上瞎闯一番。
吃完口粮以后，由十人组成的科技协会聚集在左边的窗口下面。我做了一个报告，并且被接纳为全员。有一些内容我忘记了，有一些内容我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懂。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虽然已经坐了一年牢，对于原子弹一无所知，但是他却能够时时补充我的报告中遗漏的部分。一个空香烟盒子做了我的黑板，我手里拿着一截非法的铅笔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把这些从我手里拿过去，他又画示意图，又做插话，谈得这样有把握，好像他本人就是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小组里的一名物理学家。
他的确在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上工作过，但是工作的目的是照射果蝇。他是一个生物学家，是当代最大的遗传学家之一。当他已经坐在牢里的时候，热布拉斯因为不知道（或许明明知道）这件事，曾有勇气为加拿大的一家刊物写出过这样的话：“俄国的生物学不能为李森科负责，俄国的生物学-一这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九四八年砸烂生物学的时候，热布拉斯为这句话吃过苦头）。施廖辛格在他的那本小册子什么是生命？里两次引用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尽管他那时候早就进了监狱。
现在他就在我们面前，他对各门学科的渊博知识令人眼花缭乱。他的视野的广阔是晚辈的学者们不可企及的（也许是因为囊括知识的可能性发生了变化？）。尽管目前他被侦查阶段的饥饿拖垮了身体，以至于他从事这一类练习已经很感到吃力了。从母亲一方他出身于居住在列萨河畔的一家没落的卡卢加省贵族，从父亲一方是斯杰潘-拉辛的旁支后裔。哥萨克的犟劲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显著——粗大的骨骼，稳健的气度，对侦查员的坚韧不拔的反抗，但也表现在另一点上，那就是饥饿给他带来的痛苦要比带给我们的强烈百倍。
他的经历是：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创立了“大脑研究所”的德国科学家福格特请求给他两名有才能的大学毕业生随他回国长期工作。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和他的朋友查拉普金就这样被派出去完成一项没有时间限制的任务。虽然他们在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然而在科学专业方面却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因而一九三七年（！）接到回国的命令的时候，他们认为按照惯性的原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既不能放弃自己研究工作的合乎逻辑的延续，也不能丢开自己的仪器和学生们。他们不能回国大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在国内他们必须公开地往自己在德国的十五年工作的头上泼屎泼尿。只有这样做才能取得继续生存下... -->>
还有一种遣送方式，那就是简单地用一叶扁舟载着犯人从“群岛”的某一岛屿直接摆渡到另一岛屿。这叫做专门递解。这是一种最无拘束的遣送方式，和自由人的旅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为数不多的犯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样的机会，遇到过三次。
专门递解是根据高级官员的指令实行的。请不要把它和专用通知单混为一谈，那也是由上头的什么人签署的。专用犯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和解犯大队一起行动，虽然他在途中也可能遇到几段奇妙的插曲（因而其效果更是令人觉得非同寻常）。例如，安斯-伯恩施坦依据专用通知单从北方被遣送到伏尔加河下游去参加完成一项农业任务。在路上他经历了我在前面描述过的全部拥挤和侮辱，警犬的狂吠，刺刀的威逼“离队左右一步，就”的吼叫。忽然在一个叫作赞则瓦特卡的小站上，他被带下了车。一个不带任何武器、态度平和的看守员单独到车站来接他。看守员懒洋洋地说：“好吧。今晚你住在我这里。天亮以前你可以到处走走，明天我带你去劳改营。”于是安斯就去到处走走了。诸位可懂得，对于一个刑期十年、多少次与生活告别过、今天上午还蹲在“泽克车厢”里，而明天又要进劳改营的人“到处走走”是什么意思？他马上随便走路，随便观看，看着几只鸡在车站的小花园里啄食，看看几个农妇正收拾着没有向旅客卖掉的牛油和甜瓜准备回家。他朝侧面走出三、四、五步，没有人喊：“站住！”他不敢信以为真地用手指触触一棵刺槐树的叶子，几乎哭出声来。
而专门递解则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奇妙经历。这一次你和解犯大队根本不沾边，不用把双手放到背后，不用脱光衣服，不用坐在地下，连搜身都不搞。押解人员待你态度友善，甚至以“您”相称。作为一般地打招呼，他先向你提出警告：如果企图逃跑，我们和平常一样是要开枪的。我们的手枪里装了子弹，就在口袋里掖着。然而我们一路要随便些，举止要自然，不要叫人看出你是犯人。（我恳请诸位注意，在这一点上也和任何时候一样，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如何地完全一致！）
我的劳改营生活从那一天起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当时我正凄凄惶惶地站在木工班等待出工的队列里，我的手指头痉挛着（它们由于成天紧捏工具变得僵硬了，再也伸不直）。派工员把我拉到一边，带着意外的尊敬对我说：“你知道吗，根据内务部长的指示”
我目瞪口呆。木工班出发了。营区里的杂役们围上了我。有的说：“要给你加判新的刑期。”另一些人说：“要释放。”但是他们对一件事情看法一致，那就是这一次免不了要经过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这一关。我自己也在加判和释放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摇摆。我干脆忘了，半年以前，劳改营里来过一个家伙，他分发了一些古拉格的登记卡片要我们填写（战后他们在较近的劳改营里开始搞过这项登记工作，但是看来好像没有完成）。卡片上最重要的一栏是“专长”犯人们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纷纷填写古拉格里最吃香的专业：“理发师”、“裁缝”、“仓库管理员”、“面包匠”之类。我皱了皱眉头就填上了“核物理学家”几个字。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当过核物理学家，关于这方面我只是战前在大学里听到过一点，知道原子粒子及其参数的名称，于是就这么写上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原子弹是顶顶急需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对于那张卡片并没有放在心上，干脆忘了。
在劳改营里隐隐约约地能听到一种模糊的、不确切的、没有得到任何人证实的传闻；在这个群岛的某些地方存在着一些极微小的“天堂岛”谁也没有见过。谁也没有去过。在那里呆过的人们都保持沉默，闭口不谈。据说在那些小岛上有“乳汁的河流，果羹的河岸”；吃的伙食最次是酸乳酪和鸡蛋；据说那里一切都是干干净净，永远是暖暖和和；干的都是脑力劳动，而且都是绝对机密的。
我自己就登上过这样一类天堂岛并且在那上面服完了我的一半刑期。（囚犯们的俗话中把这类天堂岛称作“沙拉施卡”）我能活下来全是托它们的福。留在劳改营里我这条命无论如何也拖不到刑满。我今天能写这部考察著作也得感谢它们，虽然在这部书里我并没有考虑给它们什么篇幅（已经写了一部关于它们的长篇小说）。我在这类岛屿之间转移，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从第二个到第三个，都是通过专门递解；两名看守和我。
如果死者的幽灵有时候在我们之间飘过，能够看到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透我们心里的琐碎念头，而我们却看不到它们，也猜不到它们的无形体的存在，那么，专门递解就恰像这种情形。
你一头扎进了自由的渊薮，在火车站候车室的人群里推推挤挤。你心不在焉地浏览着那些肯定与你没有一点关系的布告。你坐在候车室的古旧的“沙发”上，听着一些奇怪而无聊的对话：谁家的男人打老婆，或者把老婆甩啦；谁家婆媳不和啦；单元楼里的邻居私自使用走廊里的电源插座，上楼还不把靴底擦干净啦；谁和谁在工作单位里过不去啦；哪儿有个好差事要什么人去，他不想搬家——坛坛罐罐搬起来容易吗？等等，等等。你听着这一切，忽然一阵愤世嫉俗的心情使你全身不寒而栗：你分明地看透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分量，一切嗜好和情欲的分量！这是那些凡夫俗子们注定不能领会的。只有你，只有不具形体的你，才是真正地活着，实在地活着，而所有那些人只不过是误认为自己是活着的。
还有-一在你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无论是向他们猛喝，无论是为他们痛哭，都不可能；抓住他们的肩头把他们摇醒，这也是不可能的呀！你毕竟只是鬼魂，只是无形的幽灵，而他们却是物质的实体啊。
怎样才能使他们醒悟？启示吗？显灵吗？托梦吗？——兄弟们！人们！生命给予了你们是为了什么？！在深沉的午夜，死囚的牢门砰然大开，有着伟大灵魂的人们被拖上刑场。就在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啊，在我国条条铁路线上，正有人在嚼咽下咸鲱鱼之后用苦涩的舌尖舔着干枯的嘴唇。他们梦想的是伸直一下双腿的幸福，是解过手以后的轻松。奥罗图坎的土地只是在夏天才化冻，而且仅仅化开表面的三尺，只有这时候才能掩埋冬季死亡者的尸骨。而你们，你们头上有蔚蓝的天空，有炽热的红日，你们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可以去喝水，伸伸懒腰，随意到哪里去旅行而没有人押解——什么靴底没有擦干净之类的琐事还算得了什么？还管它什么婆媳和不和？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它的全部奥秘——你们要知道吗？我可以马上全部抖出来。不要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什么财产，什么地位：赚来这些东西要耗费你们几十年的精神，而没收它们只需要一个夜晚。以平静的超然物外的态度去生活吧！——不要畏惧灾祸也不要眷念幸福，要知道终归是一样的：苦既不永久，甜亦难满盈。你们今天没有挨冻，饥渴的利爪没有撕扯你们的五脏，这也就够了。你们的脊骨没有被打断，你们的两条腿都还能行走，两只手臂还都能弯曲，两只眼睛都能看见，两只耳朵都能听到，还有什么人值得你们羡慕？何苦来？妒忌旁人，受害的是自己。擦亮你的眼睛，纯净你的心灵，要把那些爱你们、好心待你们的人看得比什么都贵重。不要伤害他们，不要辱骂他们，不要和他们任何一个在争吵中分手：因为你毕竟无法知道，这是不是你在被捕前的最后一个举动，而你将会以这样的形貌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但是押解人员正抚摸着衣袋里的手枪的黑色枪柄。我们三个人并排坐着，三个不喝酒的规规矩矩的哥儿们，三个文文静静的好朋友。
我擦了擦额头，我合上眼睛，我又睁开眼睛——看见的仍是原来的梦境：一大片没有押解队陪伴的人群、我清楚地记得：昨天晚上我睡在监室里，明天又会回到监室。可是，几个拿着小钳子的检票员出现在我眼前：“您的票呢？”“那个同志拿着。”
车厢里人很满（嗯，当然是按自由人的标准说“很满”——长椅下面，过道的地板上都还没有坐人呢）。既然他们告诉我路上要放随便点，那我就尽量随便了；我看见隔排有一个靠窗口的空位于，就坐了过去。而这个分隔里却没有押解人员坐的地方。他们只好留在原位上，从那儿像望情郎似地盯着我。在佩列波尔车站，我的小桌对面空出一个位子，可是一个脸庞粗大的青年人赶在我的押解员之前占据了这个阵地。他穿着羊皮大氅，皮帽，提着一只简陋但结实的木箱，我一眼就认出箱子是劳改营的产品，madein群岛”
“唷！”年轻人出了一口粗气。光线虽然昏暗，但是我看得出他满脸通红，说明他上车的时候经历过一番踢打。他拿出一个行军壶：“同志，来点啤酒？”我知道我的押解员在隔排坐位上已经疲惫不堪了。规定了不许我喝含酒精的饮料，决不能喝的。可是——举止要随便。因而我就随随便便地说了一句：“行，来点。”（啤酒？啤酒！三年来我一小口也没有喝过！明天在监室里可要吹吹：我喝了啤酒！）年轻人倒酒，我喝着，浑身因幸福而颤栗。已经黑了。车厢里没有电灯。这是战后的经济破坏时期。在车厢的隔门上挂着的一盏旧罩灯里燃着一截蜡烛头，一共四个分隔统共只有这一盏灯。我和这个年轻人差不多摸着黑像朋友似地聊着天。我的押解员不管怎么伸长脖子，在车轮的隆隆声中，我们的谈话他们什么也听不见。我口袋里装着一张写给家里的明信片。我马上就要向我的这位朴质的朋友说明我是什么人，求他替我投进信箱。根据箱子判断，这个人自己也是蹲过的。但是他赶在我前头了：“你知道，我这个假好难请。两年都不给假，真不是人干的差事。”“什么差事？”“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个阿斯莫杰，蓝肩章，从来没有见过吗？”唉，见鬼，我怎么没有立刻猜想到？佩列波尔是伏尔加劳改营的中心，箱子是他强迫犯人白给他做的。这一切是怎样渗透进我们的生活的？两个分隔里有了两个阿斯莫杰都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加进第三个。说不定什么地方还隐藏着第四个？或许每排座位上都有？也许这个车厢里还有跟我一样的专门递解的犯人？
我的年轻伙伴继续在发牢骚，埋怨命不好。这时候我故意叫他摸不着头脑地顶了他一句：“可是你看管的那些人呢？那些平白无故地被判了十年的人——他们松快吗？”他马上蔫下来了，一直到天亮也不再吭声：原先，在半明不暗中，他也模糊地看见我穿的是一身不完整的军装——军大衣、军便服。他以为我不过是个当过兵的。可是现在鬼晓得我可能是干什么的？说不定是个行动人员？正在追捕逃犯？为什么我恰好在这节车厢？而他却当着我的面骂了劳改营
罩灯里的蜡烛头渐渐消溶，但是仍然亮着。在第三个行李架上有个小伙子用令人愉快的嗓音讲述着战争中的故事——真正的战争，书里不写的战争。他当过工兵，他讲的都是实打实的真事。原原本本的真实仍然能够传进一些人的耳朵，实在叫人高兴。
我本来也能讲一些事情我甚至产生了讲的愿望不，已经没有这个愿望了。我参加战争的四个年头像是被母牛的舌头舔掉了。我已经不相信这一切是真正发生过的，不想去回忆它。在此地的两年，在“群岛”上的两年，使我对前线的道路、战友的情谊淡漠了，对一切都淡漠了。这也许叫作以毒攻毒吧。
你看，在自由人中间统共才度过了几个钟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嘴不会说话了；我在他们中间十分无聊；我在这里束手束脚；我要自由地说话！我要重返家园！我要回到自己的群岛！
早晨，我把明信片志在行李架上：女列车员总会来擦车厢；她会拿去投在信箱里，如果她真的是一个人
我们出了莫斯科的北站，走进广场。我的看守又是两个初次进京的，不认识莫斯科的路。我替他们决定乘“6”路有轨电车。广场中间的电车站挤了一大堆人，正是上班的时间。一个看守员上车找司机，给他看看内务部的工作证。我们一路上神气地站在司机台旁边，像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票也不打。一个老头要从前门上车，人家不许可：你又不是残废人，从后门上车吧！
我们在诺沃斯洛波达广场下车。虽然我这是第四次进布蒂尔卡监狱，它的内部平面图我毫不费力就能画出来，但从外面看到它，这还是头一次。哦，好森严好高大的两个街区长的围墙！莫斯科市民见到它的铁门张开大口的时候心都发凉。可是我却毫无遗憾地把莫斯科大街的人行道留在身后，像回家似地穿过拱顶的门洞，含着微笑走进了监狱的前院。我认出了那座主楼的熟悉的雕花木门。现在他们将要我面向墙壁立正（瞧，已经这样站着了），将要问：“姓什么？本名和父名？哪年生人？”这一套我早已不当一回事。
我的名字？我叫“星际流浪者”！他们捆住了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却不受他们管束。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身体进行过几小时的不可免除的处理程序（关隔离间、搜身、发收据、填写入狱登记卡、蒸衣和洗澡）之后，将会把我带进一个监室，它必定是一个双拱顶的房间，当中有一个拱门（所有的监室都是这个结构），有两个大窗，一个长橱桌。我将能遇到一些陌生的但一定是聪明、有趣、友善的人们，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知道的事，我也会讲给他们我知道的事。黑夜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不大愿意马上睡觉。
而吃饭的钵子上将压印着“市监”两个字（防止起解时被犯人带走）。“市监疗养院”——我们上次就曾拿这几个字逗笑。这个疗养院是那些巴不得掉膘的脑满肠肥的官老爷们不大知道的。他们腆着大肚皮专程去基斯洛沃茨克，沿着规定路线做长途步行，做下蹲动作，连续出一个月的汗才能甩掉两三公斤的重量。而“布监疗养院”近在身旁，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根本不用做什么体操，在这里只消一周时间就可以瘦下半普特。
这是屡试不爽的。这是绝无例外的。
世界是狭小的，简直十分狭小，这是监狱生活使人确信不疑的真理之一。诚然“古拉格群岛”分布的面积虽是与苏联的国土相等，但其居民人口确是远远少于苏联人口。群岛居民的确切数字当然非如你我者所能查清。但是可以推定，同时居住在劳改营里的人数从来没有超出过一千二百万（一些人陆续地入土“机器”不停顿地把新的人划拉进来），其中政治犯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六百万？——这已经是一个小国家，瑞典或希腊。在那一类国家里，人们很多都是互相认识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你走进任何一座递解站的任何一个监室，听一听，谈一谈，就一定会发现与同室难友有共同的熟人。（这不算什么：有一个单身囚禁了一年的江君，他蹲过苏汉诺夫卡监狱，挨过留明的殴打，住过医院，在这以后被关进了卢宾卡的监室。他进门以后，说出了自己的姓名。灵敏的。君立刻迎上去对他说：“啊-一我知道您！”“在哪儿？”r君回避地说：“您认错人了吧。”“一点没错。您就是那个美国人亚历山大-多尔甘，资产阶级报刊造谣说您被绑架了，塔斯社辟过谣。我当时在外头，在报上看到过。”）
我喜欢监室里进来新人（不是新入狱的，这种人进来的时候必然是垂头丧气和局促不安的。我指的是老资格的犯人）的那一时刻。我自己也喜欢走进一间新的监室（不过，上帝开思，可别让我再进去了）——一无忧无虑的微笑，大模大样的姿态：“嘿，哥儿们好吗？”把小行囊往板铺上一甩：“喂，布蒂尔卡最近一年有啥新闻？”
开始互相介绍。有一个小伙子姓苏沃洛夫，是五十八条的。初看这个人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可是你要抓紧打听，千万别放过：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递解站曾经有一个叫马霍特金的人跟他蹲过一个监室
“慢点，他就是那个北极飞行员吗？”
“正是他。用他的名字命名过”
“泰梅尔湾里的一个岛。可是他本人却按五十八-10的罪名坐在牢里。请您告诉我，是已经放他到杜金卡去了吗？”
“不错。您怎么知道的？”
好极了。这位和我素不相识的马霍特金的传记又增添了新的一节。我从未见过他，也许永远不会见到他，但是旺盛的记忆力把我所知的关于他的一切都积累起来了：马霍特金被判了十年，而那个岛屿却没有法子易名，因为已经写在各国出版的地图上了（这可不是古拉格的岛屿）。他被送到波尔申诺的航空天堂岛。他在那里无聊得要命。全都是工程人员，就他一个飞行员，那里又不让他飞行。这个天堂岛分成两摊，马霍特金被分到塔甘罗格的那一摊。和外界的联系似乎完全掐断了。当我在雷宾斯克的那一摊里的时候，曾听说这个小伙子要求到极北地区去飞行。现在我知道已经获准了。这种新闻对我并没有什么用，但我全记下来了。十天以后在布蒂尔卡的一间小浴室里（为了不占用大洗澡间，布蒂尔卡里面专设了一些非常可爱的有水龙头和木盆的小单间）又和一位p君相遇。我和p君也不认识，但问出他在布蒂尔卡住了半年医院，现在要去雷宾斯克的天堂岛。三天以后——在雷宾斯克，关在那只隔断了与外界一切联系的匣子里的人们将会知道马霍特金现在到了社金卡，也将知道我现在被送到了什么地方。留心、记忆、相遇——这就是囚犯的无线电报。
这一个戴着玳瑁眼镜的有吸引力的男人是谁？他在监室里漫步，一边用好听的男中音哼着舒伯特的曲子；
“青春又使我烦恼忧伤，通向坟墓的道路入此漫长”
“查拉普金，谢尔盖-罗曼诺维奇。”
“噢，慢点，我很熟悉您。生物学家？拒绝回国者？从柏林来？”
“您怎么知道的？”
“那有什么，世界是狭小的嘛。四六年我曾经跟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起”哦，那曾经是一间怎样的监室啊！那也许是我整个监狱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间监室了。那是在七月。他们奉了那个神秘的“内务部长指令”把我从劳改营送进了布蒂尔卡。我们午饭后就到达了，可是监狱里忙得不可开交，交接手续办了十一个小时，直到半夜三点才把在隔离室里饿得半死的我带进了七十五号监室。两个拱形屋顶下安着两盏强光灯泡，把监室照得通明。监室里人挨人地睡着，憋闷使他们不得安生：罩着“笼口”的窗户透不进七月的灼热的气流。彻夜不眠的苍蝇嗡嗡地叫着，停在睡觉的人们身上，引起他们的抽动。有人用手帕蒙在眼上遮挡刺目的光亮。便桶散发着强烈的臭味，在这样的高温下，分解的过程进行得特别迅速。监定原定容纳二十五人，现在填塞得还不算过分，总共才八十来个人。两边的板铺上躺满了，两排板铺中间的过道又搭上板子当作加铺。板铺底下东伸出一双脚，西伸出一双脚。传统的布蒂尔卡橱桌被移到了靠便桶的地方。在那附近还剩下一小块空地，于是我就在那儿躺下了。一直到天亮，凡是上便桶的人都必须从我身上跨过。
从牢门的送饭口传来一声“起床！”的命令，全体立时动弹起来：拆掉临时搭的铺板，把橱桌推回窗口。犯人们走过来对我进行访问：是新入狱的还是劳改营来的？原来，这个监室里汇合了两股水流：一股是正待遣送去劳改营的新决犯的常规的水流，另一股是从劳改营来的回流，这些人是各类的专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设计工程师，他们正陆续地被送到一些地址不明的地方，但肯定是一些条件优越的科研单位（这下我放心了，部长不是要给我套上新的刑期）。一个人向我走过来，他年纪还不算老，骨骼粗大，但是消瘦得利害，鼻子稍呈鹰钩状。
“我是季莫菲耶夫子u索夫斯基教授，七十五号监室科技协会主席。本会每天早饭后在左边窗口附近聚会。您能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吗？题目能定下来吗？”
我遭到一次突然袭击，我呆立在他的面前，穿着我的下摆拖脏了的军大衣，戴着冬季的帽子（在冬季被捕的人注定在夏天也要穿冬装）。我的手指头从起床到现在还没有伸直过，而且满手都是擦伤。我能做什么学术报告？我正好记起来，不久前在劳改营里有一本美国国防部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官方报告，在我手里停留过两个晚上。这本书是今年春天才出版的，监室里大概还没有人见到吧？多余的问题，当然没有！这样，命运就和我开了个恶毒的玩笑，强迫我按照在古拉格里填写的卡片在原子物理学的田野上瞎闯一番。
吃完口粮以后，由十人组成的科技协会聚集在左边的窗口下面。我做了一个报告，并且被接纳为全员。有一些内容我忘记了，有一些内容我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懂。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虽然已经坐了一年牢，对于原子弹一无所知，但是他却能够时时补充我的报告中遗漏的部分。一个空香烟盒子做了我的黑板，我手里拿着一截非法的铅笔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把这些从我手里拿过去，他又画示意图，又做插话，谈得这样有把握，好像他本人就是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小组里的一名物理学家。
他的确在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上工作过，但是工作的目的是照射果蝇。他是一个生物学家，是当代最大的遗传学家之一。当他已经坐在牢里的时候，热布拉斯因为不知道（或许明明知道）这件事，曾有勇气为加拿大的一家刊物写出过这样的话：“俄国的生物学不能为李森科负责，俄国的生物学-一这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九四八年砸烂生物学的时候，热布拉斯为这句话吃过苦头）。施廖辛格在他的那本小册子什么是生命？里两次引用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尽管他那时候早就进了监狱。
现在他就在我们面前，他对各门学科的渊博知识令人眼花缭乱。他的视野的广阔是晚辈的学者们不可企及的（也许是因为囊括知识的可能性发生了变化？）。尽管目前他被侦查阶段的饥饿拖垮了身体，以至于他从事这一类练习已经很感到吃力了。从母亲一方他出身于居住在列萨河畔的一家没落的卡卢加省贵族，从父亲一方是斯杰潘-拉辛的旁支后裔。哥萨克的犟劲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显著——粗大的骨骼，稳健的气度，对侦查员的坚韧不拔的反抗，但也表现在另一点上，那就是饥饿给他带来的痛苦要比带给我们的强烈百倍。
他的经历是：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创立了“大脑研究所”的德国科学家福格特请求给他两名有才能的大学毕业生随他回国长期工作。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和他的朋友查拉普金就这样被派出去完成一项没有时间限制的任务。虽然他们在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然而在科学专业方面却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因而一九三七年（！）接到回国的命令的时候，他们认为按照惯性的原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既不能放弃自己研究工作的合乎逻辑的延续，也不能丢开自己的仪器和学生们。他们不能回国大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在国内他们必须公开地往自己在德国的十五年工作的头上泼屎泼尿。只有这样做才能取得继续生存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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