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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旗索博日嘎苏木驻地东北查干沐沦河的冲积平原上，是辽代鼎盛时期的重要州城——庆州城西北部。是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庆州白塔，是一座造型玲珑秀美、浮雕精湛细腻、规模宏伟壮观，为八角七级，通高73。27 米的砖木结构拱阁式塔。始建于“重熙十六年二月(1047年)”竣工于“重熙十八年七月十五日(1049年)”为辽兴宗耶律宗真之生母“章圣皇太后”特建。塔的外观整体洁白如玉，挺拔秀美，座置平原，直插蓝天。史学界、文博界称庆州白塔的浮雕是“辽代塔寺艺术的精华”是“契丹民族建筑之瑰宝”
辽朝墓葬壁画具有浓郁的中国北方古代草原画派风格，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以简朴的白描线条，勾绘出一幅幅契丹民族出行、狩猎、宴饮、舞乐等生活的各种场面，是考古学界和艺术界了解研究契丹文化的百科全书。
庆陵四季山水画春之图充分体现了契丹——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政治体制。皇帝的春猎活动主要是凿冰取鱼和纵鹰鹘捕捉鹅雁。时间是正月上旬至四月。活动地点有四处：鸭子河（今松花江）；长春河（今洮儿河）；鱼儿泺（长春河附近）；鸳鸯泺（今河北省张北县）。钩鱼后有“头鱼宴”捕鹅雁要用一种体小力大而凶猛的猎鹰名“海东青”捕鹅后也设庄严隆重的“头鹅宴”相当中原皇帝的亲耕大典，敖汉旗喇嘛沟辽墓春捺钵放鹰仪式图。夏之图，时间五月末至七月中旬，地点多在吐儿山、黑山。皇帝与南北臣僚议国事兼避暑游猎。黑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庙东汗山，吐儿山在其东北。秋之图，时间在七月中旬至九月。主要是入山射猎，打虎猎鹿，故又称之“秋山”秋山活动与春水一样有着十分浓重的政治典礼色彩，在行猎中还有宴会等活动，同时也有习武教战的功能。冬之图，时间在十月。主要是皇帝与南北大臣议国事，射猎讲武，并接待宋朝及各国使节的朝贺。地点在永州东南三十里的广平淀，这里是冬季气候较暖的地方。
随着不断的攻城略地，契丹人掌握的城池的不断增多，管辖的农耕地区多了起来，辽统治者把俘虏的人口分散安置，分地耕种农田，并且下令保护农田“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这些措施推进了内蒙古地区尤其是东南部地区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历史记载：北部边境的卢胸河（克鲁伦河）流域的一个小镇，已经屯粮积谷达到数十万斛。而在东北契丹内地已经广泛的生产种植了“
”的谷物，即糜子。糜子的种植历史悠久，原是河套特产，吕氏春秋就有记载：“饭之美食者阴山之”契丹贵族用糜子做粥来招待贵宾。后来成吉思汗灭契丹时对糜子看好，大量的种植。宋人出使契丹有诗赞美：“朝供酪粥水生碗，夜卧毡庐月照沙。”
小麦的种植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西拉木伦河流域地处科尔沁腹地，水土沃美，适合农业生产。有规模的垦荒，使草原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草原农业和草原畜牧业成了辽代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大批的中原内地人进入契丹故地，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的农业生产飞跃性的发展，其主要农作物有糜子、稻、麦、高粱等农作物，不过在契丹族聚居的地方，部落仍然是以畜牧为主，但是契丹人掌握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契丹人最早将西瓜从甘州回鹘人处移植到内蒙古东部，后晋的使者就在上京吃到了契丹人种的西瓜，那时侯中原人还没有种植西瓜，后来从契丹传入内地，广为播种。在辽墓的壁画中也发现了西瓜的壁画，在上京出土过西瓜和香瓜的子。农业在北方草原上的发展，使以车马为家，牛羊为富的契丹人社会生活中增添了农业文明的因素，库仑旗辽墓壁画中的出行图归来图都画有量具斗，象征着墓主的富裕，在契丹人耶律延宁的墓中有随葬品农具铁铲。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不少地区都有辽代的古城遗址和古墓群，这就说明，今天的内蒙古通辽地区在辽时期是适合农耕和畜牧的地区。也证实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农业人口众多，他们以城镇和部落为依托从事农业生产。
燕云十六州的取得使契丹文明向前迈进了一步，燕云十六州的农业发达，地处平原沃土，以农耕为主。这就让契丹人在政治上实施了特殊的政治制度，这不仅变更了契丹辽国的经济结构，促进了契丹辽国建立与浓耕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管理制度，使契丹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并存发展。澶渊之盟使辽国与北宋形成了契丹辽国与北宋形成了契丹辽国略强于北宋的战略平局，尽管澶渊之盟维持了百余年，但是也为北宋与辽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自五代以来，少有的安定局面，契丹境内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北宋使臣出使辽国时见到：“千里封疆间，时平忘战马牛闲。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往复还。”宋辽往来坚强了双方政治文化经济的交流。
契丹的文明是以西拉木伦河为中心，因此契丹人称西拉木伦河为母亲河。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少数民族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极深。
契丹不仅在农业牧业上带动了契丹地区的发展，而且契丹在宗教（佛教）、儒学、历史学、文学艺术都已经很发达了。
辽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属于纯文学范畴的作品更可谓绝无仅有。辽诗保存下来的也很少，时代最早的当推耶律倍（899—936）的海上诗。辽代第一个较有名的契丹诗人是耶律倍。他博览群书，对汉文化颇为向往。
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本已立为太子。但在阿保机死后，他把帝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德光；因为他知道太后想立德光为帝。不料耶律德光（即辽太宗）即位后，反而猜疑和排挤他，他很生气；后唐明宗得知此事，遣人来招致，他也就投奔到后唐去了。临走时，他“立木海上”并刻诗于木：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辽史?宗室传）诗本无题，后人习称为海上诗。开头两句的比喻虽显笨拙，但设想奇特，颇能表现兀傲之气、不平之感。“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小山压大山”实际上是写太后立德光，自己虽有太子却被摒弃之事，这是契丹文和汉文合璧为诗的典型例子。诗人利用汉字“山”的意象与契丹文“可汗”的意思的巧合，使此诗既有鲜明的意象，又有深微的隐喻义，故后人称赞说：“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七）
耶律倍作此诗时，下距宋王朝的建立尚有三十余年。宋王朝建立后，宋诗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重理智轻感情的特色愈益明显。这种特色也出现在辽的部分诗篇中。如辽兴宗的赐耶律仁先诗、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沙门海山的和兴宗诗、天安节题松鹤图等，就都仅仅是理智的产物。兹引天安节题松鹤图为例：千载鹤栖万岁松，霜翎一点碧枝中。四时有变此无变，愿与吾皇圣寿同。（见辽东行部志）清宁元年（1055）定道宗（1055—1100在位）生日为天安节，诗当作于道宗时。若就技巧说，此诗自然比海上诗圆熟；但它除了显示出作者的善祷善颂以外，在感情上并无可以打动读者的地方，而善祷善颂只不过是理智的运用。这类辽诗的产生，是继承了唐代已经存在的仅仅诉诸理智的诗歌（例如王梵志的作品）的传统，抑或受了宋诗的影响，由于资料不足，目前已难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辽代，此类诗歌主要用于应酬及阐教说理，在抒情诗中，则仍保持着任情而轻理的倾向。
辽代抒情诗最负盛名的，是懿德皇后萧观音的回心院十首（见焚椒录）。懿德皇后（1040—1075）姓萧，小字观音，能诗善书，爱好音乐。从诗篇内容来看，她写此诗时，道宗对她的恩宠已衰，而她却仍渴盼着恢复当日的情爱。
回心院其三；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
其四；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
其六；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
其九；爇薰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爇薰炉，待君娱。
这四首虽都写其对“君”的痴心等待，但重点各有不同。第一首直叙孤栖的悲哀，第二首以今昔对比来表现独处的凄凉，第三首陈述其不愿当薄命人的祈求，第四首则自言美好，渴望与“君”同欢共娱。无论哪一首都充盈着并不掩饰的热烈感情，因而颇具感染力。
从文选所收的怨歌行（团扇歌）直到唐人所作的宫怨诗，写宫中女性对君王的期待或被疏远、遗弃的悲哀的，不一而足，但其感情大抵含而不露，从无如此热烈、鲜明的。以堂堂皇后之尊，竟然写出“香彻肤”、“待君娱”这样的句子，衡以封建礼教，也实在有失体统。所以，这是一组放任感情、违礼背理的诗。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跟耶律倍的海上诗相通的。
体现这种特色的诗，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寺公大师的生平不详。耶律楚材醉义歌序说他是一时豪俊，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又说他的诗旨趣高远“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则其时代当不至早于苏轼、黄庭坚。否则，称赞前一代的人“可与”后一代“并驱争先”未免不词。所以，寺公当是懿德皇后的同时人或其后辈（懿德皇后的生年早于黄庭坚而迟于苏轼）。从“大师”的称呼看，他是僧徒。而就醉义歌的内容看，他写此诗时尚未出家，由于受到“斥逐”“病窜”“天涯”已经三年；那么，他原先也是在朝中为官的。
除了契丹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的成就也颇可观。萧观音的诗作比较多样化，既有雄豪俊爽，颇见北地豪放气概之诗，也有委婉深曲之作。如伏虎林待制：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老虎不投降。粗犷奇崛，气势不凡。后者萧瑟瑟的怀古：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借咏史以兴发感慨，深婉含蓄。她另有回心院词十阕，情感深挚，意象细腻，向称佳作。萧瑟瑟的诗颇含政治见解，现存的讽谕歌、咏史都是讽谕朝政的。前者说：“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枕燕云。”诗中指出国家面临的危难，劝谏朝廷励精图治。后者则借史实来讽刺朝廷的昏暗壅蔽，大厦将倾。两诗都稍嫌直露，但情感激切，风格奔放。诗用骚体写成，句式参差错落，具有较强的力度。
寺公大师醉义歌：晓来雨霁日苍凉，枕帏摇曳西风香。困眠未足正展转，儿童来报今重阳。吟儿苍苍浑塞色，客怀衮衮皆吾乡。敛衾默坐思往事，天涯三载空悲伤。正是幽人叹幽独，东邻携酒来茅屋。怜予病窜伶仃愁，自言新酿秋泉曲。凌晨未盥三两卮，旋酌连斟折栏菊。我本清癯酒户低，羁怀开拓何其速。愁肠解结干万重，高谈几笑吟秋风。遥望无何风色好，飘飘渐远尘寰中。渊明笑问斥逐事，谪仙遥指华胥宫。华胥咫尺尚未及，人间万事纷纷空。一器才空开一器，宿酲未解人先醉。携棋挈榼近花前，折花顾影聊相戏。
相形之下，辽诗中汉人的创作成就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赵延寿的失题：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称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诗人写出北国景物生活质朴粗豪，恰倒好处的体现了北方民族的本色。
辽诗所存作品虽然不多，但它既表现出契丹人的民族性格及其社会生活状况，又体现出他们逐步接受汉化的过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辽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属于纯文学范畴的作品更可谓绝无仅有。但也有些文章虽非纯文学性质，却由于感情炽烈，文字凝炼，颇具感染力。例如王鼎的焚椒录序；鼎于咸太之际，方侍禁近，会有懿德皇后之变。一时南北面官，悉以异说赴权，互为证足。遂使懿德蒙被淫丑，不可湔浣。嗟嗟，大墨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户说以相白乎？鼎妇乳媪之女蒙哥，为耶律乙辛宠婢，知其奸搆最详。而萧司徒复为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妪者。因相与执手叹其冤诬，至为涕淫淫下也。观变以来，忽复数载。顷以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变为险阻，则有司徒公之实录在。辽的百官分为两大系列：“北面”与“南面”“南北面官”实即百官的总称。
这里所说的是辽王朝一个重大的政治、宫闱事件。就是前面说的辽道宗的懿德皇后。权臣耶律乙辛感到皇太子已对他构成严重的威胁，企图通过诬害懿德皇后来打倒太子，就与人合谋，诬告懿德皇后与伶官赵惟一私通。道宗命乙辛与另一权臣张孝杰审理，遂以私通属实定案。结果，道宗赐懿德皇后自尽，惟一灭族。这之后，乙辛又害死了太子（参见辽史？奸臣传与焚椒录）。王鼎此序写于大安五年（1089）。当时道宗虽已感到乙辛与孝杰是奸臣，并在前几年诛杀了乙辛，将孝杰削爵为民，但懿德皇后却并未平反。他为懿德皇后鸣冤叫屈，也就是对道宗的间接批评，这是相当大胆的行为。洪迈容斋续笔唐诗无讳避：“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呢，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所谓“今之诗人”指宋代诗人。焚椒录序虽不是诗，但于此一宫禁之事也“略无隐避”“反覆极言”毫不保留地表现了他对懿德皇后的同情和由这事件所显示出来的政治混浊的不满，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直白地说：“然懿德所以取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能诗善书耳。”（焚椒录？懿德皇后论）愤懑之情，跃然纸上。像这样的直言指斥，也是宋的士大夫所“不敢”的。在这里正可看到辽、宋文学的相异之处。
从辽初到辽末的诗歌来看，一方面是诗歌技巧在不断提高，诗歌艺术在不断成熟，另一方面是任情的特点在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如宋诗似地基本上走向重理的道路。这就使辽代诗歌具有自己的成就，并对金代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自契丹族建立契丹辽国政权后，整编军队，创建文字，定制法律，使契丹文明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契丹对他周围的小部族国家发动了大规模的扩张战争，南犯中原，北击突厥、回鹘，东灭渤海，统治着东起日本，西至阿尔泰山脉，北敌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带，南取燕云十六州，包括了除河套以西的整个内蒙古草原在内的广大地区，统一和开发了长城以北的广阔疆土。针对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统治政策，契丹辽王朝统治下，生活着经济发展不同，风俗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从事农耕的“耕稼为食城郭以居”的汉人，有从事游牧的“渔猎以食，车马为家”的契丹、蒙古、回鹘、女真族等民族。为了适应这种不同的情况，辽国政权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了不同的统治，使长城以北的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促进了北方民族吸收、接受了不少中原王朝的先进文化。
契丹给人们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忆，有关它的一切还有待着人们去发现。就像追寻传说，破译文字那样，不断地去发现，一个消失的民族，和一段沉睡的历史。在契丹王朝灭亡后，整个契丹文化也随着契丹王朝的消亡也消失了。从契丹王朝建立到1271年元朝建立，1101年，辽天祚帝即位时辽走向衰落，至1125年天祚帝被金俘虏辽灭亡。短短的300年间，中国北方草原上先后崛起了辽、西夏、金和蒙古等民族，这是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取得政权的统治者分别属于不同的民族，因此朝代的更迭也导致了整个民族和相关的文化都发生了转换。
后来女真人取代契丹人，女真人首领完颜阿古打建立了金。金王朝沿袭了契丹的很多文化，并且在次基础上不断的学习和改进。后来又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所灭，蒙古人又取长补短的沿袭了这些文化的先进，在不断的战争中又得到了发展。
草原文化遗产还包括草原民族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些与草原人们的衣食住行，生产活动，精神寄托，等难以割舍的文化遗产充满着最原始的最真诚的生命激情，是世代共享的，彼此认同的快乐，蕴涵着这一群人的生存智慧和整体记忆，显而易见这就是文化。民族的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得到了进步。
宋辽金时代，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的交往频繁，不仅汉民族深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少数民族在各方面也沾染了浓厚的汉文化色彩，科尔沁草原有广阔的视野，明媚的阳光，博大的胸怀里掩饰不住杀气，是一种对大自然感受的真实反应，是对生命力量的深刻体会。草原儿女带着草原的基因，促成他们风格、风俗、习惯、语言、气质，进而形成了独特的草原文化。从上古的戎、狄、到稍后的匈奴、鲜卑、羌、氐、突厥、畏兀儿、女真、契丹，民族不同，语言风格不同，但他们的气质一样，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草原文化，游牧文化草原文明，这就是草原文化的底蕴。
契丹民族所建立的辽王朝，自公元907年建国到公元1125年灭亡，是契丹社会经济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她疆域辽阔，与北宋共存，占有中国半壁河山，所辖五京六府、156座州城、209县，契丹人统治中国北方长达二百余年。促进了汉文化与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当时能采用南农北牧的经济类型和生产力不同地区的分别治理，极大的稳定了辽的统治，并且推进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右旗索博日嘎苏木驻地东北查干沐沦河的冲积平原上，是辽代鼎盛时期的重要州城——庆州城西北部。是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庆州白塔，是一座造型玲珑秀美、浮雕精湛细腻、规模宏伟壮观，为八角七级，通高73。27 米的砖木结构拱阁式塔。始建于“重熙十六年二月(1047年)”竣工于“重熙十八年七月十五日(1049年)”为辽兴宗耶律宗真之生母“章圣皇太后”特建。塔的外观整体洁白如玉，挺拔秀美，座置平原，直插蓝天。史学界、文博界称庆州白塔的浮雕是“辽代塔寺艺术的精华”是“契丹民族建筑之瑰宝”
辽朝墓葬壁画具有浓郁的中国北方古代草原画派风格，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以简朴的白描线条，勾绘出一幅幅契丹民族出行、狩猎、宴饮、舞乐等生活的各种场面，是考古学界和艺术界了解研究契丹文化的百科全书。
庆陵四季山水画春之图充分体现了契丹——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政治体制。皇帝的春猎活动主要是凿冰取鱼和纵鹰鹘捕捉鹅雁。时间是正月上旬至四月。活动地点有四处：鸭子河（今松花江）；长春河（今洮儿河）；鱼儿泺（长春河附近）；鸳鸯泺（今河北省张北县）。钩鱼后有“头鱼宴”捕鹅雁要用一种体小力大而凶猛的猎鹰名“海东青”捕鹅后也设庄严隆重的“头鹅宴”相当中原皇帝的亲耕大典，敖汉旗喇嘛沟辽墓春捺钵放鹰仪式图。夏之图，时间五月末至七月中旬，地点多在吐儿山、黑山。皇帝与南北臣僚议国事兼避暑游猎。黑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庙东汗山，吐儿山在其东北。秋之图，时间在七月中旬至九月。主要是入山射猎，打虎猎鹿，故又称之“秋山”秋山活动与春水一样有着十分浓重的政治典礼色彩，在行猎中还有宴会等活动，同时也有习武教战的功能。冬之图，时间在十月。主要是皇帝与南北大臣议国事，射猎讲武，并接待宋朝及各国使节的朝贺。地点在永州东南三十里的广平淀，这里是冬季气候较暖的地方。
随着不断的攻城略地，契丹人掌握的城池的不断增多，管辖的农耕地区多了起来，辽统治者把俘虏的人口分散安置，分地耕种农田，并且下令保护农田“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这些措施推进了内蒙古地区尤其是东南部地区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历史记载：北部边境的卢胸河（克鲁伦河）流域的一个小镇，已经屯粮积谷达到数十万斛。而在东北契丹内地已经广泛的生产种植了“
”的谷物，即糜子。糜子的种植历史悠久，原是河套特产，吕氏春秋就有记载：“饭之美食者阴山之”契丹贵族用糜子做粥来招待贵宾。后来成吉思汗灭契丹时对糜子看好，大量的种植。宋人出使契丹有诗赞美：“朝供酪粥水生碗，夜卧毡庐月照沙。”
小麦的种植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西拉木伦河流域地处科尔沁腹地，水土沃美，适合农业生产。有规模的垦荒，使草原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草原农业和草原畜牧业成了辽代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大批的中原内地人进入契丹故地，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的农业生产飞跃性的发展，其主要农作物有糜子、稻、麦、高粱等农作物，不过在契丹族聚居的地方，部落仍然是以畜牧为主，但是契丹人掌握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契丹人最早将西瓜从甘州回鹘人处移植到内蒙古东部，后晋的使者就在上京吃到了契丹人种的西瓜，那时侯中原人还没有种植西瓜，后来从契丹传入内地，广为播种。在辽墓的壁画中也发现了西瓜的壁画，在上京出土过西瓜和香瓜的子。农业在北方草原上的发展，使以车马为家，牛羊为富的契丹人社会生活中增添了农业文明的因素，库仑旗辽墓壁画中的出行图归来图都画有量具斗，象征着墓主的富裕，在契丹人耶律延宁的墓中有随葬品农具铁铲。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不少地区都有辽代的古城遗址和古墓群，这就说明，今天的内蒙古通辽地区在辽时期是适合农耕和畜牧的地区。也证实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农业人口众多，他们以城镇和部落为依托从事农业生产。
燕云十六州的取得使契丹文明向前迈进了一步，燕云十六州的农业发达，地处平原沃土，以农耕为主。这就让契丹人在政治上实施了特殊的政治制度，这不仅变更了契丹辽国的经济结构，促进了契丹辽国建立与浓耕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管理制度，使契丹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并存发展。澶渊之盟使辽国与北宋形成了契丹辽国与北宋形成了契丹辽国略强于北宋的战略平局，尽管澶渊之盟维持了百余年，但是也为北宋与辽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自五代以来，少有的安定局面，契丹境内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北宋使臣出使辽国时见到：“千里封疆间，时平忘战马牛闲。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往复还。”宋辽往来坚强了双方政治文化经济的交流。
契丹的文明是以西拉木伦河为中心，因此契丹人称西拉木伦河为母亲河。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少数民族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极深。
契丹不仅在农业牧业上带动了契丹地区的发展，而且契丹在宗教（佛教）、儒学、历史学、文学艺术都已经很发达了。
辽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属于纯文学范畴的作品更可谓绝无仅有。辽诗保存下来的也很少，时代最早的当推耶律倍（899—936）的海上诗。辽代第一个较有名的契丹诗人是耶律倍。他博览群书，对汉文化颇为向往。
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本已立为太子。但在阿保机死后，他把帝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德光；因为他知道太后想立德光为帝。不料耶律德光（即辽太宗）即位后，反而猜疑和排挤他，他很生气；后唐明宗得知此事，遣人来招致，他也就投奔到后唐去了。临走时，他“立木海上”并刻诗于木：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辽史?宗室传）诗本无题，后人习称为海上诗。开头两句的比喻虽显笨拙，但设想奇特，颇能表现兀傲之气、不平之感。“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小山压大山”实际上是写太后立德光，自己虽有太子却被摒弃之事，这是契丹文和汉文合璧为诗的典型例子。诗人利用汉字“山”的意象与契丹文“可汗”的意思的巧合，使此诗既有鲜明的意象，又有深微的隐喻义，故后人称赞说：“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七）
耶律倍作此诗时，下距宋王朝的建立尚有三十余年。宋王朝建立后，宋诗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重理智轻感情的特色愈益明显。这种特色也出现在辽的部分诗篇中。如辽兴宗的赐耶律仁先诗、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沙门海山的和兴宗诗、天安节题松鹤图等，就都仅仅是理智的产物。兹引天安节题松鹤图为例：千载鹤栖万岁松，霜翎一点碧枝中。四时有变此无变，愿与吾皇圣寿同。（见辽东行部志）清宁元年（1055）定道宗（1055—1100在位）生日为天安节，诗当作于道宗时。若就技巧说，此诗自然比海上诗圆熟；但它除了显示出作者的善祷善颂以外，在感情上并无可以打动读者的地方，而善祷善颂只不过是理智的运用。这类辽诗的产生，是继承了唐代已经存在的仅仅诉诸理智的诗歌（例如王梵志的作品）的传统，抑或受了宋诗的影响，由于资料不足，目前已难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辽代，此类诗歌主要用于应酬及阐教说理，在抒情诗中，则仍保持着任情而轻理的倾向。
辽代抒情诗最负盛名的，是懿德皇后萧观音的回心院十首（见焚椒录）。懿德皇后（1040—1075）姓萧，小字观音，能诗善书，爱好音乐。从诗篇内容来看，她写此诗时，道宗对她的恩宠已衰，而她却仍渴盼着恢复当日的情爱。
回心院其三；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
其四；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
其六；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
其九；爇薰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爇薰炉，待君娱。
这四首虽都写其对“君”的痴心等待，但重点各有不同。第一首直叙孤栖的悲哀，第二首以今昔对比来表现独处的凄凉，第三首陈述其不愿当薄命人的祈求，第四首则自言美好，渴望与“君”同欢共娱。无论哪一首都充盈着并不掩饰的热烈感情，因而颇具感染力。
从文选所收的怨歌行（团扇歌）直到唐人所作的宫怨诗，写宫中女性对君王的期待或被疏远、遗弃的悲哀的，不一而足，但其感情大抵含而不露，从无如此热烈、鲜明的。以堂堂皇后之尊，竟然写出“香彻肤”、“待君娱”这样的句子，衡以封建礼教，也实在有失体统。所以，这是一组放任感情、违礼背理的诗。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跟耶律倍的海上诗相通的。
体现这种特色的诗，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寺公大师的生平不详。耶律楚材醉义歌序说他是一时豪俊，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又说他的诗旨趣高远“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则其时代当不至早于苏轼、黄庭坚。否则，称赞前一代的人“可与”后一代“并驱争先”未免不词。所以，寺公当是懿德皇后的同时人或其后辈（懿德皇后的生年早于黄庭坚而迟于苏轼）。从“大师”的称呼看，他是僧徒。而就醉义歌的内容看，他写此诗时尚未出家，由于受到“斥逐”“病窜”“天涯”已经三年；那么，他原先也是在朝中为官的。
除了契丹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的成就也颇可观。萧观音的诗作比较多样化，既有雄豪俊爽，颇见北地豪放气概之诗，也有委婉深曲之作。如伏虎林待制：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老虎不投降。粗犷奇崛，气势不凡。后者萧瑟瑟的怀古：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借咏史以兴发感慨，深婉含蓄。她另有回心院词十阕，情感深挚，意象细腻，向称佳作。萧瑟瑟的诗颇含政治见解，现存的讽谕歌、咏史都是讽谕朝政的。前者说：“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枕燕云。”诗中指出国家面临的危难，劝谏朝廷励精图治。后者则借史实来讽刺朝廷的昏暗壅蔽，大厦将倾。两诗都稍嫌直露，但情感激切，风格奔放。诗用骚体写成，句式参差错落，具有较强的力度。
寺公大师醉义歌：晓来雨霁日苍凉，枕帏摇曳西风香。困眠未足正展转，儿童来报今重阳。吟儿苍苍浑塞色，客怀衮衮皆吾乡。敛衾默坐思往事，天涯三载空悲伤。正是幽人叹幽独，东邻携酒来茅屋。怜予病窜伶仃愁，自言新酿秋泉曲。凌晨未盥三两卮，旋酌连斟折栏菊。我本清癯酒户低，羁怀开拓何其速。愁肠解结干万重，高谈几笑吟秋风。遥望无何风色好，飘飘渐远尘寰中。渊明笑问斥逐事，谪仙遥指华胥宫。华胥咫尺尚未及，人间万事纷纷空。一器才空开一器，宿酲未解人先醉。携棋挈榼近花前，折花顾影聊相戏。
相形之下，辽诗中汉人的创作成就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赵延寿的失题：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称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诗人写出北国景物生活质朴粗豪，恰倒好处的体现了北方民族的本色。
辽诗所存作品虽然不多，但它既表现出契丹人的民族性格及其社会生活状况，又体现出他们逐步接受汉化的过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辽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属于纯文学范畴的作品更可谓绝无仅有。但也有些文章虽非纯文学性质，却由于感情炽烈，文字凝炼，颇具感染力。例如王鼎的焚椒录序；鼎于咸太之际，方侍禁近，会有懿德皇后之变。一时南北面官，悉以异说赴权，互为证足。遂使懿德蒙被淫丑，不可湔浣。嗟嗟，大墨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户说以相白乎？鼎妇乳媪之女蒙哥，为耶律乙辛宠婢，知其奸搆最详。而萧司徒复为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妪者。因相与执手叹其冤诬，至为涕淫淫下也。观变以来，忽复数载。顷以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变为险阻，则有司徒公之实录在。辽的百官分为两大系列：“北面”与“南面”“南北面官”实即百官的总称。
这里所说的是辽王朝一个重大的政治、宫闱事件。就是前面说的辽道宗的懿德皇后。权臣耶律乙辛感到皇太子已对他构成严重的威胁，企图通过诬害懿德皇后来打倒太子，就与人合谋，诬告懿德皇后与伶官赵惟一私通。道宗命乙辛与另一权臣张孝杰审理，遂以私通属实定案。结果，道宗赐懿德皇后自尽，惟一灭族。这之后，乙辛又害死了太子（参见辽史？奸臣传与焚椒录）。王鼎此序写于大安五年（1089）。当时道宗虽已感到乙辛与孝杰是奸臣，并在前几年诛杀了乙辛，将孝杰削爵为民，但懿德皇后却并未平反。他为懿德皇后鸣冤叫屈，也就是对道宗的间接批评，这是相当大胆的行为。洪迈容斋续笔唐诗无讳避：“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呢，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所谓“今之诗人”指宋代诗人。焚椒录序虽不是诗，但于此一宫禁之事也“略无隐避”“反覆极言”毫不保留地表现了他对懿德皇后的同情和由这事件所显示出来的政治混浊的不满，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直白地说：“然懿德所以取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能诗善书耳。”（焚椒录？懿德皇后论）愤懑之情，跃然纸上。像这样的直言指斥，也是宋的士大夫所“不敢”的。在这里正可看到辽、宋文学的相异之处。
从辽初到辽末的诗歌来看，一方面是诗歌技巧在不断提高，诗歌艺术在不断成熟，另一方面是任情的特点在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如宋诗似地基本上走向重理的道路。这就使辽代诗歌具有自己的成就，并对金代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自契丹族建立契丹辽国政权后，整编军队，创建文字，定制法律，使契丹文明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契丹对他周围的小部族国家发动了大规模的扩张战争，南犯中原，北击突厥、回鹘，东灭渤海，统治着东起日本，西至阿尔泰山脉，北敌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带，南取燕云十六州，包括了除河套以西的整个内蒙古草原在内的广大地区，统一和开发了长城以北的广阔疆土。针对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统治政策，契丹辽王朝统治下，生活着经济发展不同，风俗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从事农耕的“耕稼为食城郭以居”的汉人，有从事游牧的“渔猎以食，车马为家”的契丹、蒙古、回鹘、女真族等民族。为了适应这种不同的情况，辽国政权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了不同的统治，使长城以北的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促进了北方民族吸收、接受了不少中原王朝的先进文化。
契丹给人们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忆，有关它的一切还有待着人们去发现。就像追寻传说，破译文字那样，不断地去发现，一个消失的民族，和一段沉睡的历史。在契丹王朝灭亡后，整个契丹文化也随着契丹王朝的消亡也消失了。从契丹王朝建立到1271年元朝建立，1101年，辽天祚帝即位时辽走向衰落，至1125年天祚帝被金俘虏辽灭亡。短短的300年间，中国北方草原上先后崛起了辽、西夏、金和蒙古等民族，这是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取得政权的统治者分别属于不同的民族，因此朝代的更迭也导致了整个民族和相关的文化都发生了转换。
后来女真人取代契丹人，女真人首领完颜阿古打建立了金。金王朝沿袭了契丹的很多文化，并且在次基础上不断的学习和改进。后来又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所灭，蒙古人又取长补短的沿袭了这些文化的先进，在不断的战争中又得到了发展。
草原文化遗产还包括草原民族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些与草原人们的衣食住行，生产活动，精神寄托，等难以割舍的文化遗产充满着最原始的最真诚的生命激情，是世代共享的，彼此认同的快乐，蕴涵着这一群人的生存智慧和整体记忆，显而易见这就是文化。民族的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得到了进步。
宋辽金时代，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的交往频繁，不仅汉民族深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少数民族在各方面也沾染了浓厚的汉文化色彩，科尔沁草原有广阔的视野，明媚的阳光，博大的胸怀里掩饰不住杀气，是一种对大自然感受的真实反应，是对生命力量的深刻体会。草原儿女带着草原的基因，促成他们风格、风俗、习惯、语言、气质，进而形成了独特的草原文化。从上古的戎、狄、到稍后的匈奴、鲜卑、羌、氐、突厥、畏兀儿、女真、契丹，民族不同，语言风格不同，但他们的气质一样，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草原文化，游牧文化草原文明，这就是草原文化的底蕴。
契丹民族所建立的辽王朝，自公元907年建国到公元1125年灭亡，是契丹社会经济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她疆域辽阔，与北宋共存，占有中国半壁河山，所辖五京六府、156座州城、209县，契丹人统治中国北方长达二百余年。促进了汉文化与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当时能采用南农北牧的经济类型和生产力不同地区的分别治理，极大的稳定了辽的统治，并且推进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