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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为文不受时风影响,一心学古,文章风格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大有西汉人的作风。在他的冲击下,宋末遗弊为之一变。延祐以前的以文章出名的人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他自认为他的文章可以永远流传下去。因此,当时有地位、有权势家的孝子贤孙,在亲人去世之后,一定要设法求得姚燧的文章,心里才觉得可以将先人的德行表现出来,流传下去。否则就觉得对不起先人,在社会上也抬不起头。因此,在他文名盛行的三十年中,当时的名臣世勋,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的墓志铭、几乎都出自他手。据说,每当有人向姚燧求文章,他一定要问清楚有无德行,如有德行,他就答应下来,但决无溢美之辞;如果求文之人能请几个谈得来的人,再摆上一桌酒菜,姚燧高兴之下援笔大书,文可立得。名声不好的人,势再高,家再富,只字片纸难得。
当时的高丽王与元廷宗室是联姻关系,与朝廷大臣关系都非常好。有一次,高丽王想求姚燧写文章,被姚燧拒绝了,直到皇帝下了诏令,姚燧才奉旨为文。高丽王高兴得不得了,赠给他诸如币帛、金玉、名画等名贵物品。姚燧将这些东西全部赠送他人,只留下金银器皿交付翰林院保管,他自己则丝毫不取。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像高丽这样的藩邦小国,只看重货利这类东西,而不知世上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我这样做,就是想让这些小邦藩国知道,我们堂堂大元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
但是,姚燧恃才傲物,他连当时的赵孟頫、元明善这两位著名才子也看不起,所以,人们又以此而议论他。
李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少有大志,博闻强识,贯通经史,知古今兴亡之理。
元成宗时,皇太后求名儒教辅皇子,有人推荐了李孟,说:“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应为太子师傅。”从此之后,他经常对仁宗讲儒家仁义之道,对仁宗日后做皇太子、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宗去世之后,身为太子的武宗在北方带兵镇守,安西王阿难答阴谋夺位,朝中丞相等权要同声附和,仁宗当时也不在都城,因此,形势非常紧迫。仁宗犹豫不决,李孟坚决主张急奉太后还宫,安定人心,铲除权奸,促成仁宗回都城。之后,李孟又亲自到哈剌哈孙(当时任右丞相)家探听到安西王不日将即位的消息。李孟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仁宗,力主仁宗进城。事关重大,仁宗一时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决定“以卜决之。”李孟事先告诉卜者说:“天大的事由你来决定,你不能说不吉利,只能说大吉大利。”好在卜者按照李孟的话说了,仁宗最后下定决心进城监国,等待武宗归来。粉碎了安西王夺位阴谋,避免了一场内战的爆发,这功劳应当首先归于李孟。
李孟一生主要活动在武宗、仁宗期间,这期间他三人中书,人称“布衣丞相。”李孟在民间待的时间长,深知元朝政治的弊端,因此在职期间,多有建树。比如裁汰冗员,核减朝廷滥费。昭雪冤案,罢免僧、道官,恢复科举等。
大德以来,朝廷封拜多人以虚爵,佛教和道教泛滥,成了官、民的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李孟主张将这些弊政全部革除。于是,朝廷平反了许多冤案,剥夺了许多无功冒赏者,彻底罢免了僧、道之官,一时天下称快。
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李孟也出了大力。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讨论用人大事,李孟告诉仁宗应当继承唐宋以来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但应当把一个人的德行与儒家经典放在首位,把文章放在其次。实行科举之后,李孟被任命为监试官。
总之,李孟一生三入中书,民间的利害,他知无不言,引古证今,都十分妥当。所以,在皇庆、延祐年间,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凡是不好的政令,一定是铁木迭儿所为,凡是好的政令,一定是李孟的主张。
刘正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刘正,字清卿,清州(今河北清县)人。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在政治上多有作为。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朝廷撤销转运司,并成立专门机构检查、核实转运司账目。朝廷任命刘正专门负责此事。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大都运司欠银五百四十七锭。开始怀疑是倪运司等四人所欠,就将其逮捕,后经核实,不是这四个人所欠。刘正觉察到这里有冤枉。为了追回国有财产,也为了给这四个人洗清冤情,他将所有有关官吏的案卷都核查了一遍,发现李介甫的七张借据,数据正与所欠银数相符,检验笔体,都是管库的辛德柔的笔迹。但辛德柔已很富有,与权贵往来密切,谁也不敢招惹他。刘正毫无畏惧,原原本本地将实情向尚书做了汇报,追回了欠银,罚惩了贪官,为倪运司等四人平反昭雪。刘正因此而出了名。
阿合马当权时,与江淮行省的阿里伯、崔斌有仇,想利用职权杀害二人。他捏造了这两个人偷官粮四十万石的罪状,命刘正参与调查。刘正经过调查,认为这两个人无罪。阿合马又派四人前往调查,最后竟置这两个人于死地,刘正因此而弃官回家。后来,阿合马倒台,有人告刘正是阿党。元世祖问刘正,“你们这些人都曾是阿合马的死党。怎么能没有罪呢?”刘正说:“我从来没有阿谀亲附阿合马,我只是按法行事而已。”后来,阿合马余党都被诛杀,右丞相说:“皇上曾经说过,刘正穿上洁白的衣服在煤窖里走了十年而没弄脏,真可以说是一个廉洁的人。”于是刘正得以免罪。元世祖的比喻十分精彩,由此可以看出刘正这个人的人品。正因如此,刘正后来历任枢密院参议、户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侍御史等要职。
成宗时,刘正也官居要职。大德元年(1297),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左丞。在任期间,反对用兵缅(今缅甸)。云南百姓向官府交纳金银,诸多弊政,往返运费加上官吏的层层盘剥,往往是所征金银的双倍,而且官吏们往往把铜杂混进银中欺骗官府。刘正是第一个指出这种弊端的人,经向朝廷汇报,彻底革除了这一弊政,大大增加了国家收入,也方便了地方。
仁宗期间,他曾向仁宗上疏建议做八件事情,都有助于定国安民。仁宗初年的政治改革,刘正出了不少的力。
张思明是什么人?
张思明,字士瞻,辉州(今河南辉县)人。他颖悟过人,喜读书,一生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文宗六朝。为官期间,以守朝法、恤百姓为务,居官清廉。
左丞相阿合马倒台之后,元世祖命有司追究其奸事,尚书省责其余党,将其赃物记录在案。张思明为元世祖读这些案牍,读了整整一个晚上,元世祖没有丝毫疲倦之意,说:“读案牍的那个人吐音清晰,标准好听,真像侍仪舍人(礼仪生)。”然后又说:“这是个可以重用的人。”第二天,元世祖就将他提拔为大都路治中。对于皇上的赏识,张思明并未忘乎所以,而是以“超迁踰等”(提拔越了等级)为由,力辞,后来改任湖广行省都事。这是张思明走上政治生涯迈出的第一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德操。
成宗期间,张思明继续受到重用。朝廷在江浙设立海道运粮万户府,但官吏们以为海道运粮太危险,都不愿意去。张思明进言应当把这一官职的等级再往高升一等,于是人们都愿意去了。后来,这种做法就成了朝廷的一项规定。有一年,两浙地区发生大饥荒,张思明是第一个赞扬开仓救民的人。
仁宗皇庆元年(1312),继武宗时任两浙盐运使后,他又一次被任命这一职务。这一年,盐税有了赢余,他的部下请求增加以后的盐税。这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张思明却不这样。他说:“盐税有时收得多,有时收得少,不好确定。一旦增加盐税,那就是为了我一个人而坑害了当世和后世的人。”可见,他做官以民为重,而不以追求政绩为重。皇庆三年,被拜为参知政事。仁宗即位不久,想任自己宠爱的一个臣子为五品官,命令中书下任命书。张思明坚决不下这个任命书,仁宗非常生气,张思明回答仁宗说:“选择官吏的法则,是与普天下人有关的大事。我要按您的意思做了这件事,以后就不好办了。所以,我宁愿违背您的旨意,也不愿破坏祖宗成法,让天下的人都看到您举措失当。”仁宗认可张思明的话,但事先已答应了人,不好反悔,就说:“只此一次,再不为例,好吗?”张思明无奈从命。就这样,仁宗的近臣因张思明执法严正,得不到好处,就屡进谗言,终于把张思明调出中书,为工部尚书。过了一段时间,仁宗问左右亲近的人:“张思明在工部如何?”左右的人回答说:“勤政如初。”仁宗很高兴。后来,左丞相哈散想辞职,而且决心很大,仁宗实在不愿他辞职,就问哈散:“是我没给你权力吗?”回答说:“不是。”“是我身边的人麻烦你了吗?”回答说:“没有。”“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辞呢?”哈散说:“我自己觉得才能不能胜任这一重职,怕误您大事。您一定留我,必须有一人做我的助手”。仁宗问:“你说的是谁,我答应你就是。”“臣愿让张思明做助手”。当天,张思明就第二次被拜为中书参知政事。没多久,张思明又被任命为左丞。
文宗天历元年(1328)张思明又被起用。陕西大旱,朝廷命江浙盐司赈灾。但当年的税收,已交付京师,要赈灾,应当向中书省说明。张思明说:“救饥如救火,往来中书得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样会饿死多少人?就把明年的盐税照数付与陕西,责任由我一人来承担。”事后朝廷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
第三十章
王约任官期间实施了哪些有益百姓的举措?
王约,字彦博,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一生历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诸朝,任官期间,多有政绩。
元世祖至元年间,他因政绩屡屡升迁。至元二十四年(1287),王约被拜为监察御史。在任期间,王约向元世祖建议陇西地僻而远,应立陕西行台,以便管理那里的事务。河间(今河北河间)发生了饥荒,王约全力赈救饥民,因为举措得当,赈济有方,饥死的人很少。使当地百姓度过了一场大难。
成宗即位后,王约上疏成宗,在陈述的二十二件急需办理的事情之中,便民之事颇多,诸如放差税、开猎禁、赈穷独、停冗役、却贡献、询利病、利农民、励学校、立义仓、核税户等,都是当时百姓之急。成宗都令有司实行,他也进一步得到了成宗的重用。后奉诏赈救京畿东道饥民,因措施有力及时,开仓救饥,救了五十多万人的性命。事毕,他又根据调查研究,把当地不利于百姓的十件事情向成宗上疏陈述,又请继续开仓救民,中书省照他的建议做了,百姓得以渐渐恢复生业。
不久,成宗又诏王约同宗正、御史处理疑难案件。在这次处理中,七十二人被处死,无罪释放的有八十六人,平反了冤狱,嫁良家人娼女子十人,杖责流放八十人。又向皇上建议,凡因斗殴致人死命的减死一等,后来这成了一条刑法。后又恰当地处理了其他一些疑难案子,因此,王约被朝廷任命为刑部尚书。
朝廷有人建议从福建选调六个童男、女绣工到京师。王约说:“福建距离京师六七千里,这样做会弄得人家骨肉分离,再加上有司从中弄巧扰民,这不是一件好事呀!”古代风景画鉴赏仁宗深以为然,再三称赞不绝。这期间,仁宗还是太子,王约任太子副詹事。王约对仁宗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和主张,深得仁宗赞赏。
仁宗期间,王约也提出了不少便民主张,做了不少便民的事情。至大年间,仁宗下诏更铜钱银钞法,命天下交至大钞为税,王约考虑到河南岁用数目庞大,只收至大钞,届时定交不上去,所以命令河南诸州:至大、至元钞各收一半。他手下的人说,这样会违背朝廷成命。王约说:“我也知道,但年终税交不上去,这也不是小责任呀!”后来王约的这种做法被普遍仿效。这虽然是为完成朝廷之命,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方便了天下百姓。英宗、泰定帝、文宗时期王约也有一些便民政绩。杨朵儿只为什么能得到仁宗的器重?
杨朵儿只,河西宁夏(今宁夏银川)人。仁宗在藩邸时,就十分看重他,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都托附与他办。仁宗有一次在武宗面前评价他说:“此人诚可任大事,然刚直寡合。”
仁宗即位之后,想将在武宗回京即位前谋篡之臣全部法办诛杀。杨朵儿只说:“为政而喜好杀人,不是一个帝王应有的做法。”提醒了仁宗,后来仁宗下令,只将为首几个杀掉了,天下人称善。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评价天下人才,李孟认为杨朵儿只在才、德方面都是天下第一。仁宗也持同样的看法,后来,仁宗任命杨朵儿只为礼部尚书。
有一次,一个大臣向仁宗进言说,仁宗身边的亲信接受了他人的贿赂。仁宗认为这个大臣说了不应当说的话,很生气,想杀掉他。时任御史中丞的张珪叩头而谏,仁宗都不听,杨朵儿只向仁宗说:“只因为说了一句话,就杀人,不合国家的法律;不听谏臣的进言,不应该,当今世上没有直言谏臣,已经很长时间了。张珪是个真正的中丞。”仁宗转怒为喜,采纳了张珪的话,任命杨朵儿只为侍御史。即使在平时,杨朵儿只在仁宗面前也不苟言笑,一脸正色。有犯国法的人,不管是谁,即便是皇帝身边的贵幸,也决不有一丝纵容,所以,说他坏话的人很多,但仁宗对杨朵儿只了解很深,所以谗言也没有丝毫作用。后来仁宗任命他为资德大夫,御史中丞。朝中的一个官员与百姓争地,杨朵儿只认为此人有失大体,将其弹劾并罢免其职。江东、西奉使斡来不称职,朝中当权的大臣想隐瞒其种种不法行为,也不想让人来处理他。杨朵儿只弹劾了斡来,斡来羞愧而死。
有一次,御史纳磷言事忤怒仁宗,杨朵儿只一天上了八九个奏折,想救下纳磷,说:“不是因为我喜欢纳磷这个人,而是因为我不想让您担当杀御史的名声。”仁宗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杀他了,让他去昌平吧。”杨朵儿只说:“让他去昌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因为言事而降职,我担心后来的人,会引以为戒,不再说话了。”仁宗不听。过了几天,仁宗读《贞观政要》,杨朵儿只正在跟前,仁宗感慨地说:“魏征,真是古代少有的好大臣,我怎么能用上这样的人呢?”杨朵儿只说:“那是因为唐太宗给了他机会,如太宗不给他机会,魏征想做直臣,他也不会有可能。”仁宗听了之后,笑着说:“你还是惦记纳磷的事吧?我就赦免了他,以成就你直谏的名声。”就这样,仁宗采纳了杨朵儿只的建议。后来,朝廷给了他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的荣誉,作为对他直言的回报。
当时位居一品大员的朝官,有许多向仁宗请求王爵,赠封先世。有人就对杨朵儿只说:“你现在正受皇上重用,如果也向皇上提出类似请求,皇上肯定会答应的。”杨朵儿只说:“我出身寒微,幸亏遇见皇上看得起,提拔我在朝中任职,我内心就怕不能称职,我哪里还敢有其他的奢望呢?况且,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又怎么能不让别人也那样做呢?”杨朵儿只不仅敢言直谏,主持正义,而且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身行正义,所以,才受到朝廷内外的尊重。
元明善有哪些逸事传世?
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今河北清河)人。他天生颖悟,有过目不忘之能,通于经书,尤精《春秋》,二十岁时,就因文章出了名。
元明善与当时另外一个名人虞集是好朋友,二人俱以文章学问出名,难分高下,时有争论。元明善评虞集说:“虞集研究经书,只是朱熹的经学,至于自汉以来那些儒家所用心研究的东西,研究得就不那么多了。”虞集也评价元明善说:“写文章如果一定要像元明善所说的‘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才可以的话,将自己所想说的话全说出来,这就不是性情中至善的东西了。”开始时,二人关系很好,到了京城之后,就谁也不肯服谁了。
董士选与他们俩是好朋友。董士选要到江浙任职,元明善、虞集二人为他送别,到了城门外,士选说:“伯生(虞集字)有公务在身,就请先回吧,复初(元明善字)应当再送我一程。”虞集就回去了,元明善又送了二十多里。二人到了一个旅馆里,士选将预先准备好的凉菜拿出来,二人同用。士选举起酒杯对元明善说:“我因是功臣的后代,得以在朝中为官,无补于国,一心想为朝廷物色几位贤人,以便为朝廷、为国家所用。像你与伯生,日后一定前途无量,但我担心你们二人被他人离间成怨。你是中原人,在仕途上一定会大权在握,伯生是南人,将来会被你压抑、打击,这是令人痛心的事。现在你就将这杯酒喝了,答应我不要这样做。”元明善被这种真情打动,接过酒杯,跪着一饮而尽。然后站起来说:“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去办。以前的事情再也不提了。现在我与虞集之间的恩怨已经解了。就请你再赐我一杯酒,我终身不忘你今天说的话。”董士选就又敬了元明善一杯酒,于是二人就此分别。元明善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与虞集当面化解二人间的不和,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吴全节与元明善是好朋友。有一次,吴向元明善求文一篇。文章写好后,元明善对吴说:“伯生看见我的文章,一定会做出批评的。我很想知道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你把伯生请来,让他评论一下。”虞集看了这些文章之后,说道:“您如能听我的话,去掉百余字,这就是一篇好文章。”元明善就把笔拿给虞集,让虞集改,虞集删了一百二十几个字,文章果然比刚写时好多了。元明善很高兴,于是二人欢好如初。
虞集为什么能够声名远播?
虞集,字伯生,崇仁(今江西崇仁)人。他是宋故丞相虞允文五世孙,世代有文名,可谓出身名门而又承家学、道德、文章臻于一流。他一生虽在朝做官,但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唯恐道德不合,文章不妙,学问不纯。
虞集一生以孝友闻名天下。他家望很盛,在南宋灭亡后,陪双亲四处流亡侨居,在流亡中,虞集奉侍双亲,有如在家居的时候一样周备,经常陪伴在父母亲的左右,从不违背父母的旨意。他的弟弟早死,虞集就承担起抚养他弟弟遗孤的责任,看做和自己的儿子一样。他的哥哥在公事中亏下公款数千缗,他也没有怨言,尽力替哥哥补齐。真正做到了为子孝,为弟恭,为兄悌,躬行儒学教义。对于隐居于山林之中的有真学问的人,他必折节下之;鼓励后学,即使是年龄小或出身贫寒者,他也认为都在自己之上。他一生在朝中做官,却从来不阿附权门,以求仕达;在中书省议事时,正言谠论,多为众臣认可,他经常用三言两语,就能把众人的疑惑解释清楚。但他从不自以为有德。即使救治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他也不会认为对人有恩。所以,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们都十分尊敬他,比如张珪、赵世延这样的名臣对他尤其礼敬。凡有什么疑惑,一定会亲自到虞集门下咨询、求教。所以,他的名声在当时特别大。人们都以结识这样一个彬彬儒者为荣。
他在朝做官,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家无余财,归老退居之后,家中人口也多。慕名的人络绎不绝,结伴而至,有的人出于尊敬甚至争着给他送房子地产。但他从来不苟且为人作文,以迎合世俗。有一个人,资产为一方之首,在本地有权有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托人请求虞集为他父亲写一篇墓志铭,以重金中统钞五百锭为见面礼,虞集不为所动,使求文者惭愧感叹而去。求教者送来的礼物,他都慷慨地用在了来访的宾客身上,从不因为家境不富裕而有所吝惜。所以,人们愈加尊重他。
虞集评价人,一定要先看他的度量见识,如果他认为一个人的度量不大,见识不远,决不会去沽名钓誉,与世俗混而为一。他评价文章,一丝不苟,一定要做到精而益精,善而又善方才罢休,凡文意有违反经书的,文辞再美,也不会夸奖一句。他的这种评人品文的做法,即使招致他人诽谤甚或忤怒权贵,也不改变。他的这种评价方式是很准确的。比如他评价元明善的文章,元明善就很欣赏。御史中丞马祖常很欣赏一个人,但虞集认为这个人虽小有才华,但度量、见识不足,认为这个人不会有好结果。马祖常几次想让虞集在推荐书上签名,虞集不签,惹得马祖常很不高兴。后来,这个人果然事败身死,到这时,人们才叹服虞集有先见之明,都认为他有知人之能。
虞集学识非常广博,而尤其好探究其本源,寻根问底。在研精探微中,凡心领神会,意有独造,往往寓之于文。因此文章之妙,天下少有能比得上他的。他平生写了一万余篇文章,流传下来的仅仅十分之二三,这是十分可惜的。
揭傒斯在修定礼、乐、史籍方面有什么贡献?
揭傒(xi)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年少时,他读书特别刻苦,昼夜不息,文章名声早布。后入仕为官,朝廷大典册,国家对功、德显著之人的表彰铭文,都离不开他。即使外国人,也都羡慕他的名声,都以能得到他的文章为荣。他一生的主要贡献在修定礼、乐、史籍上。
揭傒斯参与了《经世大典》的修定。其中的《宪典》即是他亲手所... -->>
姚燧为文不受时风影响,一心学古,文章风格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大有西汉人的作风。在他的冲击下,宋末遗弊为之一变。延祐以前的以文章出名的人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他自认为他的文章可以永远流传下去。因此,当时有地位、有权势家的孝子贤孙,在亲人去世之后,一定要设法求得姚燧的文章,心里才觉得可以将先人的德行表现出来,流传下去。否则就觉得对不起先人,在社会上也抬不起头。因此,在他文名盛行的三十年中,当时的名臣世勋,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的墓志铭、几乎都出自他手。据说,每当有人向姚燧求文章,他一定要问清楚有无德行,如有德行,他就答应下来,但决无溢美之辞;如果求文之人能请几个谈得来的人,再摆上一桌酒菜,姚燧高兴之下援笔大书,文可立得。名声不好的人,势再高,家再富,只字片纸难得。
当时的高丽王与元廷宗室是联姻关系,与朝廷大臣关系都非常好。有一次,高丽王想求姚燧写文章,被姚燧拒绝了,直到皇帝下了诏令,姚燧才奉旨为文。高丽王高兴得不得了,赠给他诸如币帛、金玉、名画等名贵物品。姚燧将这些东西全部赠送他人,只留下金银器皿交付翰林院保管,他自己则丝毫不取。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像高丽这样的藩邦小国,只看重货利这类东西,而不知世上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我这样做,就是想让这些小邦藩国知道,我们堂堂大元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
但是,姚燧恃才傲物,他连当时的赵孟頫、元明善这两位著名才子也看不起,所以,人们又以此而议论他。
李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少有大志,博闻强识,贯通经史,知古今兴亡之理。
元成宗时,皇太后求名儒教辅皇子,有人推荐了李孟,说:“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应为太子师傅。”从此之后,他经常对仁宗讲儒家仁义之道,对仁宗日后做皇太子、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宗去世之后,身为太子的武宗在北方带兵镇守,安西王阿难答阴谋夺位,朝中丞相等权要同声附和,仁宗当时也不在都城,因此,形势非常紧迫。仁宗犹豫不决,李孟坚决主张急奉太后还宫,安定人心,铲除权奸,促成仁宗回都城。之后,李孟又亲自到哈剌哈孙(当时任右丞相)家探听到安西王不日将即位的消息。李孟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仁宗,力主仁宗进城。事关重大,仁宗一时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决定“以卜决之。”李孟事先告诉卜者说:“天大的事由你来决定,你不能说不吉利,只能说大吉大利。”好在卜者按照李孟的话说了,仁宗最后下定决心进城监国,等待武宗归来。粉碎了安西王夺位阴谋,避免了一场内战的爆发,这功劳应当首先归于李孟。
李孟一生主要活动在武宗、仁宗期间,这期间他三人中书,人称“布衣丞相。”李孟在民间待的时间长,深知元朝政治的弊端,因此在职期间,多有建树。比如裁汰冗员,核减朝廷滥费。昭雪冤案,罢免僧、道官,恢复科举等。
大德以来,朝廷封拜多人以虚爵,佛教和道教泛滥,成了官、民的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李孟主张将这些弊政全部革除。于是,朝廷平反了许多冤案,剥夺了许多无功冒赏者,彻底罢免了僧、道之官,一时天下称快。
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李孟也出了大力。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讨论用人大事,李孟告诉仁宗应当继承唐宋以来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但应当把一个人的德行与儒家经典放在首位,把文章放在其次。实行科举之后,李孟被任命为监试官。
总之,李孟一生三入中书,民间的利害,他知无不言,引古证今,都十分妥当。所以,在皇庆、延祐年间,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凡是不好的政令,一定是铁木迭儿所为,凡是好的政令,一定是李孟的主张。
刘正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刘正,字清卿,清州(今河北清县)人。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在政治上多有作为。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朝廷撤销转运司,并成立专门机构检查、核实转运司账目。朝廷任命刘正专门负责此事。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大都运司欠银五百四十七锭。开始怀疑是倪运司等四人所欠,就将其逮捕,后经核实,不是这四个人所欠。刘正觉察到这里有冤枉。为了追回国有财产,也为了给这四个人洗清冤情,他将所有有关官吏的案卷都核查了一遍,发现李介甫的七张借据,数据正与所欠银数相符,检验笔体,都是管库的辛德柔的笔迹。但辛德柔已很富有,与权贵往来密切,谁也不敢招惹他。刘正毫无畏惧,原原本本地将实情向尚书做了汇报,追回了欠银,罚惩了贪官,为倪运司等四人平反昭雪。刘正因此而出了名。
阿合马当权时,与江淮行省的阿里伯、崔斌有仇,想利用职权杀害二人。他捏造了这两个人偷官粮四十万石的罪状,命刘正参与调查。刘正经过调查,认为这两个人无罪。阿合马又派四人前往调查,最后竟置这两个人于死地,刘正因此而弃官回家。后来,阿合马倒台,有人告刘正是阿党。元世祖问刘正,“你们这些人都曾是阿合马的死党。怎么能没有罪呢?”刘正说:“我从来没有阿谀亲附阿合马,我只是按法行事而已。”后来,阿合马余党都被诛杀,右丞相说:“皇上曾经说过,刘正穿上洁白的衣服在煤窖里走了十年而没弄脏,真可以说是一个廉洁的人。”于是刘正得以免罪。元世祖的比喻十分精彩,由此可以看出刘正这个人的人品。正因如此,刘正后来历任枢密院参议、户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侍御史等要职。
成宗时,刘正也官居要职。大德元年(1297),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左丞。在任期间,反对用兵缅(今缅甸)。云南百姓向官府交纳金银,诸多弊政,往返运费加上官吏的层层盘剥,往往是所征金银的双倍,而且官吏们往往把铜杂混进银中欺骗官府。刘正是第一个指出这种弊端的人,经向朝廷汇报,彻底革除了这一弊政,大大增加了国家收入,也方便了地方。
仁宗期间,他曾向仁宗上疏建议做八件事情,都有助于定国安民。仁宗初年的政治改革,刘正出了不少的力。
张思明是什么人?
张思明,字士瞻,辉州(今河南辉县)人。他颖悟过人,喜读书,一生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文宗六朝。为官期间,以守朝法、恤百姓为务,居官清廉。
左丞相阿合马倒台之后,元世祖命有司追究其奸事,尚书省责其余党,将其赃物记录在案。张思明为元世祖读这些案牍,读了整整一个晚上,元世祖没有丝毫疲倦之意,说:“读案牍的那个人吐音清晰,标准好听,真像侍仪舍人(礼仪生)。”然后又说:“这是个可以重用的人。”第二天,元世祖就将他提拔为大都路治中。对于皇上的赏识,张思明并未忘乎所以,而是以“超迁踰等”(提拔越了等级)为由,力辞,后来改任湖广行省都事。这是张思明走上政治生涯迈出的第一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德操。
成宗期间,张思明继续受到重用。朝廷在江浙设立海道运粮万户府,但官吏们以为海道运粮太危险,都不愿意去。张思明进言应当把这一官职的等级再往高升一等,于是人们都愿意去了。后来,这种做法就成了朝廷的一项规定。有一年,两浙地区发生大饥荒,张思明是第一个赞扬开仓救民的人。
仁宗皇庆元年(1312),继武宗时任两浙盐运使后,他又一次被任命这一职务。这一年,盐税有了赢余,他的部下请求增加以后的盐税。这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张思明却不这样。他说:“盐税有时收得多,有时收得少,不好确定。一旦增加盐税,那就是为了我一个人而坑害了当世和后世的人。”可见,他做官以民为重,而不以追求政绩为重。皇庆三年,被拜为参知政事。仁宗即位不久,想任自己宠爱的一个臣子为五品官,命令中书下任命书。张思明坚决不下这个任命书,仁宗非常生气,张思明回答仁宗说:“选择官吏的法则,是与普天下人有关的大事。我要按您的意思做了这件事,以后就不好办了。所以,我宁愿违背您的旨意,也不愿破坏祖宗成法,让天下的人都看到您举措失当。”仁宗认可张思明的话,但事先已答应了人,不好反悔,就说:“只此一次,再不为例,好吗?”张思明无奈从命。就这样,仁宗的近臣因张思明执法严正,得不到好处,就屡进谗言,终于把张思明调出中书,为工部尚书。过了一段时间,仁宗问左右亲近的人:“张思明在工部如何?”左右的人回答说:“勤政如初。”仁宗很高兴。后来,左丞相哈散想辞职,而且决心很大,仁宗实在不愿他辞职,就问哈散:“是我没给你权力吗?”回答说:“不是。”“是我身边的人麻烦你了吗?”回答说:“没有。”“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辞呢?”哈散说:“我自己觉得才能不能胜任这一重职,怕误您大事。您一定留我,必须有一人做我的助手”。仁宗问:“你说的是谁,我答应你就是。”“臣愿让张思明做助手”。当天,张思明就第二次被拜为中书参知政事。没多久,张思明又被任命为左丞。
文宗天历元年(1328)张思明又被起用。陕西大旱,朝廷命江浙盐司赈灾。但当年的税收,已交付京师,要赈灾,应当向中书省说明。张思明说:“救饥如救火,往来中书得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样会饿死多少人?就把明年的盐税照数付与陕西,责任由我一人来承担。”事后朝廷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
第三十章
王约任官期间实施了哪些有益百姓的举措?
王约,字彦博,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一生历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诸朝,任官期间,多有政绩。
元世祖至元年间,他因政绩屡屡升迁。至元二十四年(1287),王约被拜为监察御史。在任期间,王约向元世祖建议陇西地僻而远,应立陕西行台,以便管理那里的事务。河间(今河北河间)发生了饥荒,王约全力赈救饥民,因为举措得当,赈济有方,饥死的人很少。使当地百姓度过了一场大难。
成宗即位后,王约上疏成宗,在陈述的二十二件急需办理的事情之中,便民之事颇多,诸如放差税、开猎禁、赈穷独、停冗役、却贡献、询利病、利农民、励学校、立义仓、核税户等,都是当时百姓之急。成宗都令有司实行,他也进一步得到了成宗的重用。后奉诏赈救京畿东道饥民,因措施有力及时,开仓救饥,救了五十多万人的性命。事毕,他又根据调查研究,把当地不利于百姓的十件事情向成宗上疏陈述,又请继续开仓救民,中书省照他的建议做了,百姓得以渐渐恢复生业。
不久,成宗又诏王约同宗正、御史处理疑难案件。在这次处理中,七十二人被处死,无罪释放的有八十六人,平反了冤狱,嫁良家人娼女子十人,杖责流放八十人。又向皇上建议,凡因斗殴致人死命的减死一等,后来这成了一条刑法。后又恰当地处理了其他一些疑难案子,因此,王约被朝廷任命为刑部尚书。
朝廷有人建议从福建选调六个童男、女绣工到京师。王约说:“福建距离京师六七千里,这样做会弄得人家骨肉分离,再加上有司从中弄巧扰民,这不是一件好事呀!”古代风景画鉴赏仁宗深以为然,再三称赞不绝。这期间,仁宗还是太子,王约任太子副詹事。王约对仁宗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和主张,深得仁宗赞赏。
仁宗期间,王约也提出了不少便民主张,做了不少便民的事情。至大年间,仁宗下诏更铜钱银钞法,命天下交至大钞为税,王约考虑到河南岁用数目庞大,只收至大钞,届时定交不上去,所以命令河南诸州:至大、至元钞各收一半。他手下的人说,这样会违背朝廷成命。王约说:“我也知道,但年终税交不上去,这也不是小责任呀!”后来王约的这种做法被普遍仿效。这虽然是为完成朝廷之命,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方便了天下百姓。英宗、泰定帝、文宗时期王约也有一些便民政绩。杨朵儿只为什么能得到仁宗的器重?
杨朵儿只,河西宁夏(今宁夏银川)人。仁宗在藩邸时,就十分看重他,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都托附与他办。仁宗有一次在武宗面前评价他说:“此人诚可任大事,然刚直寡合。”
仁宗即位之后,想将在武宗回京即位前谋篡之臣全部法办诛杀。杨朵儿只说:“为政而喜好杀人,不是一个帝王应有的做法。”提醒了仁宗,后来仁宗下令,只将为首几个杀掉了,天下人称善。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评价天下人才,李孟认为杨朵儿只在才、德方面都是天下第一。仁宗也持同样的看法,后来,仁宗任命杨朵儿只为礼部尚书。
有一次,一个大臣向仁宗进言说,仁宗身边的亲信接受了他人的贿赂。仁宗认为这个大臣说了不应当说的话,很生气,想杀掉他。时任御史中丞的张珪叩头而谏,仁宗都不听,杨朵儿只向仁宗说:“只因为说了一句话,就杀人,不合国家的法律;不听谏臣的进言,不应该,当今世上没有直言谏臣,已经很长时间了。张珪是个真正的中丞。”仁宗转怒为喜,采纳了张珪的话,任命杨朵儿只为侍御史。即使在平时,杨朵儿只在仁宗面前也不苟言笑,一脸正色。有犯国法的人,不管是谁,即便是皇帝身边的贵幸,也决不有一丝纵容,所以,说他坏话的人很多,但仁宗对杨朵儿只了解很深,所以谗言也没有丝毫作用。后来仁宗任命他为资德大夫,御史中丞。朝中的一个官员与百姓争地,杨朵儿只认为此人有失大体,将其弹劾并罢免其职。江东、西奉使斡来不称职,朝中当权的大臣想隐瞒其种种不法行为,也不想让人来处理他。杨朵儿只弹劾了斡来,斡来羞愧而死。
有一次,御史纳磷言事忤怒仁宗,杨朵儿只一天上了八九个奏折,想救下纳磷,说:“不是因为我喜欢纳磷这个人,而是因为我不想让您担当杀御史的名声。”仁宗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杀他了,让他去昌平吧。”杨朵儿只说:“让他去昌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因为言事而降职,我担心后来的人,会引以为戒,不再说话了。”仁宗不听。过了几天,仁宗读《贞观政要》,杨朵儿只正在跟前,仁宗感慨地说:“魏征,真是古代少有的好大臣,我怎么能用上这样的人呢?”杨朵儿只说:“那是因为唐太宗给了他机会,如太宗不给他机会,魏征想做直臣,他也不会有可能。”仁宗听了之后,笑着说:“你还是惦记纳磷的事吧?我就赦免了他,以成就你直谏的名声。”就这样,仁宗采纳了杨朵儿只的建议。后来,朝廷给了他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的荣誉,作为对他直言的回报。
当时位居一品大员的朝官,有许多向仁宗请求王爵,赠封先世。有人就对杨朵儿只说:“你现在正受皇上重用,如果也向皇上提出类似请求,皇上肯定会答应的。”杨朵儿只说:“我出身寒微,幸亏遇见皇上看得起,提拔我在朝中任职,我内心就怕不能称职,我哪里还敢有其他的奢望呢?况且,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又怎么能不让别人也那样做呢?”杨朵儿只不仅敢言直谏,主持正义,而且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身行正义,所以,才受到朝廷内外的尊重。
元明善有哪些逸事传世?
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今河北清河)人。他天生颖悟,有过目不忘之能,通于经书,尤精《春秋》,二十岁时,就因文章出了名。
元明善与当时另外一个名人虞集是好朋友,二人俱以文章学问出名,难分高下,时有争论。元明善评虞集说:“虞集研究经书,只是朱熹的经学,至于自汉以来那些儒家所用心研究的东西,研究得就不那么多了。”虞集也评价元明善说:“写文章如果一定要像元明善所说的‘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才可以的话,将自己所想说的话全说出来,这就不是性情中至善的东西了。”开始时,二人关系很好,到了京城之后,就谁也不肯服谁了。
董士选与他们俩是好朋友。董士选要到江浙任职,元明善、虞集二人为他送别,到了城门外,士选说:“伯生(虞集字)有公务在身,就请先回吧,复初(元明善字)应当再送我一程。”虞集就回去了,元明善又送了二十多里。二人到了一个旅馆里,士选将预先准备好的凉菜拿出来,二人同用。士选举起酒杯对元明善说:“我因是功臣的后代,得以在朝中为官,无补于国,一心想为朝廷物色几位贤人,以便为朝廷、为国家所用。像你与伯生,日后一定前途无量,但我担心你们二人被他人离间成怨。你是中原人,在仕途上一定会大权在握,伯生是南人,将来会被你压抑、打击,这是令人痛心的事。现在你就将这杯酒喝了,答应我不要这样做。”元明善被这种真情打动,接过酒杯,跪着一饮而尽。然后站起来说:“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去办。以前的事情再也不提了。现在我与虞集之间的恩怨已经解了。就请你再赐我一杯酒,我终身不忘你今天说的话。”董士选就又敬了元明善一杯酒,于是二人就此分别。元明善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与虞集当面化解二人间的不和,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吴全节与元明善是好朋友。有一次,吴向元明善求文一篇。文章写好后,元明善对吴说:“伯生看见我的文章,一定会做出批评的。我很想知道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你把伯生请来,让他评论一下。”虞集看了这些文章之后,说道:“您如能听我的话,去掉百余字,这就是一篇好文章。”元明善就把笔拿给虞集,让虞集改,虞集删了一百二十几个字,文章果然比刚写时好多了。元明善很高兴,于是二人欢好如初。
虞集为什么能够声名远播?
虞集,字伯生,崇仁(今江西崇仁)人。他是宋故丞相虞允文五世孙,世代有文名,可谓出身名门而又承家学、道德、文章臻于一流。他一生虽在朝做官,但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唯恐道德不合,文章不妙,学问不纯。
虞集一生以孝友闻名天下。他家望很盛,在南宋灭亡后,陪双亲四处流亡侨居,在流亡中,虞集奉侍双亲,有如在家居的时候一样周备,经常陪伴在父母亲的左右,从不违背父母的旨意。他的弟弟早死,虞集就承担起抚养他弟弟遗孤的责任,看做和自己的儿子一样。他的哥哥在公事中亏下公款数千缗,他也没有怨言,尽力替哥哥补齐。真正做到了为子孝,为弟恭,为兄悌,躬行儒学教义。对于隐居于山林之中的有真学问的人,他必折节下之;鼓励后学,即使是年龄小或出身贫寒者,他也认为都在自己之上。他一生在朝中做官,却从来不阿附权门,以求仕达;在中书省议事时,正言谠论,多为众臣认可,他经常用三言两语,就能把众人的疑惑解释清楚。但他从不自以为有德。即使救治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他也不会认为对人有恩。所以,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们都十分尊敬他,比如张珪、赵世延这样的名臣对他尤其礼敬。凡有什么疑惑,一定会亲自到虞集门下咨询、求教。所以,他的名声在当时特别大。人们都以结识这样一个彬彬儒者为荣。
他在朝做官,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家无余财,归老退居之后,家中人口也多。慕名的人络绎不绝,结伴而至,有的人出于尊敬甚至争着给他送房子地产。但他从来不苟且为人作文,以迎合世俗。有一个人,资产为一方之首,在本地有权有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托人请求虞集为他父亲写一篇墓志铭,以重金中统钞五百锭为见面礼,虞集不为所动,使求文者惭愧感叹而去。求教者送来的礼物,他都慷慨地用在了来访的宾客身上,从不因为家境不富裕而有所吝惜。所以,人们愈加尊重他。
虞集评价人,一定要先看他的度量见识,如果他认为一个人的度量不大,见识不远,决不会去沽名钓誉,与世俗混而为一。他评价文章,一丝不苟,一定要做到精而益精,善而又善方才罢休,凡文意有违反经书的,文辞再美,也不会夸奖一句。他的这种评人品文的做法,即使招致他人诽谤甚或忤怒权贵,也不改变。他的这种评价方式是很准确的。比如他评价元明善的文章,元明善就很欣赏。御史中丞马祖常很欣赏一个人,但虞集认为这个人虽小有才华,但度量、见识不足,认为这个人不会有好结果。马祖常几次想让虞集在推荐书上签名,虞集不签,惹得马祖常很不高兴。后来,这个人果然事败身死,到这时,人们才叹服虞集有先见之明,都认为他有知人之能。
虞集学识非常广博,而尤其好探究其本源,寻根问底。在研精探微中,凡心领神会,意有独造,往往寓之于文。因此文章之妙,天下少有能比得上他的。他平生写了一万余篇文章,流传下来的仅仅十分之二三,这是十分可惜的。
揭傒斯在修定礼、乐、史籍方面有什么贡献?
揭傒(xi)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年少时,他读书特别刻苦,昼夜不息,文章名声早布。后入仕为官,朝廷大典册,国家对功、德显著之人的表彰铭文,都离不开他。即使外国人,也都羡慕他的名声,都以能得到他的文章为荣。他一生的主要贡献在修定礼、乐、史籍上。
揭傒斯参与了《经世大典》的修定。其中的《宪典》即是他亲手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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