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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娘打了个冷战,眼眶里又浸满了泪水。
看来这个小姑娘本该快乐的寒假算是泡汤了。
“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包?”我问。
“就是那种红白蓝相间的蛇皮袋。”小姑娘说,“很普通的那种,街上的民工返乡都背那种袋子。”
说完,小姑娘用手比画了一下大小。大概是边长八十厘米的那种中号蛇皮袋。
“你昨天就看见了?”我问。
身边的侦查员插话道:“据我们前期调查,最早对这个袋子有印象的是一个老婆婆,她住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区,每天买菜都会经过这个公交站牌。昨天早上她经过站牌的时候没有这个包,大约中午十一点钟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包了,只不过当时没在意。”
“我是昨天下午一点来火车站买票的,”小姑娘使劲儿点点头,“那时候包就摆在那里。”
“一个普通的蛇皮袋,大家确实不会太在意。”我若有所思地说。
“那你看见包里装着什么东西?”大宝见我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有些急了。
“是一床叠好的棉花絮,中间夹着死人。”小姑娘低头抽泣,身旁的女警替她说道。
“废话,”我点了一下大宝的脑袋,“不是尸体,让我们来做什么?”
“嗯,”女警顿了一下,说,“准确说不是尸体,是尸块。”
“我说嘛,”林涛在一旁恍然大悟,一边比画,一边说,“我还在想,这么小一个袋子,怎么装得下一具尸体加一床棉被?除非是婴儿尸体。”
女警看了眼林涛,掩嘴笑了笑。
“不是不是,”小姑娘使劲儿摇了摇头,“我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下身,没有腿。”
因为现场是个公共场所,现场勘查员们在蛇皮袋周围的站牌、垃圾桶、隔离带铁栏杆和地面进行了勘查,结果找到了数百枚指纹和十几个鞋印。这些指纹和鞋印中,到底哪个是犯罪分子的,则不得而知了。换句话说,这起案件的现场,没有任何价值。
唯一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的,就是那个蛇皮袋和里面的棉花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具女性尸块。
临去殡仪馆前,我还是不放心地问身边的女警:“你们确定这个公交站牌附近没有摄像头?”
“确定。”女警说,“我们在办理一些盗窃案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公交站牌是个监控死角,前后左右五百米内没有任何监控能够拍摄到。我们早就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可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这下发了这起案件,不信他们还不重视!”
“那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公交站牌是监控死角?”我问。
“你是怀疑了解这一带的监控情况的人作案吗?”看来这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女刑警,她说,“知道的人不多。但是我不认为是熟悉的人作案,因为我们市有很多更加隐蔽的地方,他完全没有道理选择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抛尸。凭着这些年的办案经验,我敢肯定这次是凶手走了好运,碰巧来到了这么个监控死角。”
我点头赞同女刑警的说法:“那你的意思,可能是住在附近或者刚从火车站里出来的人抛尸?出站口有监控吗?”
女刑警遗憾地摇了摇头:“有倒是有,但是已经坏了大半年了,没人修。”
“也就是说,现场附近是不可能通过监控来发现嫌疑人了?”我一脸无奈。
“有也没用。”女刑警用手指着车外的围观群众,“你看外面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背着类似的蛇皮袋,即便有监控,你能分辨出哪个蛇皮袋才是现场的蛇皮袋吗?”
“就是,”林涛说,“这样的蛇皮袋是流行款,LV都出了款一样的。”
女警又偷看了林涛一眼,笑而不语。
“好吧,”我耸耸肩,“看来我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不容耽搁了,去殡仪馆吧。”
走出车门,艰难地挪到我们的车旁,围观群众丝毫没有散开的意思。
“那个,”大宝说,“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些人看什么呢?能看得到什么呢?尸体都运走了。”
“就是因为啥都看不到,所以才看嘛。”林涛说,“只能说明太多人太闲了,剩余劳动力比较充足。”
还是在一挡二挡中不停地变换,花了十分钟,才终于开出了人群。我抹了抹额头上急出来的汗珠,如释重负。
“你说,”林涛问,“是住在附近的人抛尸,还是跨地域抛尸?”
“我只能说,”我说,“如果是跨地域抛尸的话,还就真的不太好查了。这里几乎每十分钟都有停靠的火车,乘客来自祖国大江南北,我们去哪里查?”
“我觉得是就近抛尸。”大宝说,“如果是坐火车的话,为什么不干脆把蛇皮袋丢在火车上算了?”
“如果凶手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呢?”我说,“如果把尸体丢在火车上,我们就可以沿着火车经过的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查。但如果抛在这个交通枢纽的话,我们还真是束手无策。”
“嗯,”林涛点头赞同,“我也觉得是从外地丢过来的,所以凶手要用这么一个普通的蛇皮袋来打掩护。”
“照你们这么说,这可是个四省交界的地方呀,一个一个查下去的话,”大宝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那咱们今年的春节假期就泡汤喽。”
我皱着眉头说:“咱们得有点儿自信,说不准尸体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转眼间,我们就抵达了位于市郊一个小荒山脚下的殡仪馆。
森原市的财政状况非常不错,虽然没有人重视城市监控的发展,但是显然很重视殡仪馆的建设。估计这些市领导,都在为自己的身后事考虑吧。
开进这个夸张、气派的殡仪馆,我们很快看见了位于殡仪馆东南角的一块指示牌:森原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解剖室。
;小姑娘打了个冷战,眼眶里又浸满了泪水。
看来这个小姑娘本该快乐的寒假算是泡汤了。
“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包?”我问。
“就是那种红白蓝相间的蛇皮袋。”小姑娘说,“很普通的那种,街上的民工返乡都背那种袋子。”
说完,小姑娘用手比画了一下大小。大概是边长八十厘米的那种中号蛇皮袋。
“你昨天就看见了?”我问。
身边的侦查员插话道:“据我们前期调查,最早对这个袋子有印象的是一个老婆婆,她住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区,每天买菜都会经过这个公交站牌。昨天早上她经过站牌的时候没有这个包,大约中午十一点钟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包了,只不过当时没在意。”
“我是昨天下午一点来火车站买票的,”小姑娘使劲儿点点头,“那时候包就摆在那里。”
“一个普通的蛇皮袋,大家确实不会太在意。”我若有所思地说。
“那你看见包里装着什么东西?”大宝见我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有些急了。
“是一床叠好的棉花絮,中间夹着死人。”小姑娘低头抽泣,身旁的女警替她说道。
“废话,”我点了一下大宝的脑袋,“不是尸体,让我们来做什么?”
“嗯,”女警顿了一下,说,“准确说不是尸体,是尸块。”
“我说嘛,”林涛在一旁恍然大悟,一边比画,一边说,“我还在想,这么小一个袋子,怎么装得下一具尸体加一床棉被?除非是婴儿尸体。”
女警看了眼林涛,掩嘴笑了笑。
“不是不是,”小姑娘使劲儿摇了摇头,“我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下身,没有腿。”
因为现场是个公共场所,现场勘查员们在蛇皮袋周围的站牌、垃圾桶、隔离带铁栏杆和地面进行了勘查,结果找到了数百枚指纹和十几个鞋印。这些指纹和鞋印中,到底哪个是犯罪分子的,则不得而知了。换句话说,这起案件的现场,没有任何价值。
唯一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的,就是那个蛇皮袋和里面的棉花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具女性尸块。
临去殡仪馆前,我还是不放心地问身边的女警:“你们确定这个公交站牌附近没有摄像头?”
“确定。”女警说,“我们在办理一些盗窃案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公交站牌是个监控死角,前后左右五百米内没有任何监控能够拍摄到。我们早就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可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这下发了这起案件,不信他们还不重视!”
“那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公交站牌是监控死角?”我问。
“你是怀疑了解这一带的监控情况的人作案吗?”看来这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女刑警,她说,“知道的人不多。但是我不认为是熟悉的人作案,因为我们市有很多更加隐蔽的地方,他完全没有道理选择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抛尸。凭着这些年的办案经验,我敢肯定这次是凶手走了好运,碰巧来到了这么个监控死角。”
我点头赞同女刑警的说法:“那你的意思,可能是住在附近或者刚从火车站里出来的人抛尸?出站口有监控吗?”
女刑警遗憾地摇了摇头:“有倒是有,但是已经坏了大半年了,没人修。”
“也就是说,现场附近是不可能通过监控来发现嫌疑人了?”我一脸无奈。
“有也没用。”女刑警用手指着车外的围观群众,“你看外面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背着类似的蛇皮袋,即便有监控,你能分辨出哪个蛇皮袋才是现场的蛇皮袋吗?”
“就是,”林涛说,“这样的蛇皮袋是流行款,LV都出了款一样的。”
女警又偷看了林涛一眼,笑而不语。
“好吧,”我耸耸肩,“看来我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不容耽搁了,去殡仪馆吧。”
走出车门,艰难地挪到我们的车旁,围观群众丝毫没有散开的意思。
“那个,”大宝说,“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些人看什么呢?能看得到什么呢?尸体都运走了。”
“就是因为啥都看不到,所以才看嘛。”林涛说,“只能说明太多人太闲了,剩余劳动力比较充足。”
还是在一挡二挡中不停地变换,花了十分钟,才终于开出了人群。我抹了抹额头上急出来的汗珠,如释重负。
“你说,”林涛问,“是住在附近的人抛尸,还是跨地域抛尸?”
“我只能说,”我说,“如果是跨地域抛尸的话,还就真的不太好查了。这里几乎每十分钟都有停靠的火车,乘客来自祖国大江南北,我们去哪里查?”
“我觉得是就近抛尸。”大宝说,“如果是坐火车的话,为什么不干脆把蛇皮袋丢在火车上算了?”
“如果凶手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呢?”我说,“如果把尸体丢在火车上,我们就可以沿着火车经过的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查。但如果抛在这个交通枢纽的话,我们还真是束手无策。”
“嗯,”林涛点头赞同,“我也觉得是从外地丢过来的,所以凶手要用这么一个普通的蛇皮袋来打掩护。”
“照你们这么说,这可是个四省交界的地方呀,一个一个查下去的话,”大宝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那咱们今年的春节假期就泡汤喽。”
我皱着眉头说:“咱们得有点儿自信,说不准尸体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转眼间,我们就抵达了位于市郊一个小荒山脚下的殡仪馆。
森原市的财政状况非常不错,虽然没有人重视城市监控的发展,但是显然很重视殡仪馆的建设。估计这些市领导,都在为自己的身后事考虑吧。
开进这个夸张、气派的殡仪馆,我们很快看见了位于殡仪馆东南角的一块指示牌:森原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解剖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