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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华尔街是个造神的地方，一代代股神起起落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是哪位老兄第一个把证交所里大手笔买卖有价证券的正常交易行为叫做“控盘”的了。先洗盘然后低价吃货是控盘的一种，但和一般意义上的控盘不同。这种控盘虽然难免被认为不正当，但不至于不合法。怎么才能在不抬高股价的前提下在牛市中大笔吃进呢？这是个大问题。怎么解决呢？取决于很多因素，没有公式，你最多只能说：“也许可以通过巧妙的控盘。”“请举个例子，怎样才算巧妙的控盘呢？”“啊，这得看具体情况。”你只能点到为止，说到这儿也就说不下去了。
我仔细研究自己交易的各个阶段的每个细节。除了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经验之外，我当然也会从别人那里吸取教训。今天，仍然有很多交易逸事在下午收盘后流传于证券公司，但已经很难再教会人们如何控盘了，因为今天和昨天不同。过去的那些花招、方法和手段，大都已经过时、作废，或变得非法、不可行了。证交所的规则和情况已与往日不同，丹尼尔·德鲁、雅各布·利特尔或杰·古尔德在50～70年前的交易故事，即使再详尽，也没多大参考价值，不值得一听了。今天要控盘一支股票，不必在意前辈们的事迹和做法了，毕竟，西点军校的学生不必学习古人的箭术以增加自己的弹道学知识。
但另一方面，研究人性总能让人受益匪浅78：人类会多么容易轻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人类为何总是允许自己（其实是鼓励自己）受贪欲和愚蠢的左右并付出昂贵的代价？今天的投机商和从前并无二致，仍然充满恐惧和希望，所以对投机商心理的研究仍然像以前一样珍贵。武器变了，但策略没变，而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何尝不是一个战场？我觉得托马斯·伍德洛克的话一语中的：“投机成功的基础原则是：人们将来会和他们过去一样犯相同的错误。”
繁荣时期，进场的人最多。此时完全不需要精明的操作，所以讨论如何控盘或操纵股票，就是浪费时间，毫无意义，就像企图弄明白同时落在对街屋顶上的雨滴有什么不同一样。傻瓜总想不劳而获，而市场的繁荣总能轻易激发贪欲作祟的赌博天性。想不劳而获的人，注定要付出学费，以得到“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课程。以前，我听到老辈人的交易和策略时，常常觉得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更容易上当受骗，但我也总能隔三岔五地在报纸上看到对最新的骗局报道，哪个投机行又破产了，哪些傻瓜又损失了几百万等等。
我初到纽约时，大家在热烈议论冲销交易和对敲，证交所明文禁止这些行为。有时，冲销设计得如此粗糙，结果谁都没骗到。每当有人对某支股票做自我交易时，证券商一眼就能识破并给你建议：自我交易太活跃。我在前面也说过投机行常用的所谓“赶市”，也就是让一支股票急跌两三个点，把投机行中小手笔多头们洗掉。至于对敲，由于各券商的操作很难统一协调，所以使用这一方法总会有些疑虑。这些都违反证交所的规定。几年前，一位著名操盘手在做对敲，他取消了委托单中的卖单，却忘了取消买单，结果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分钟就把股价抬高了大概25点。但他的买盘一停，又只能眼瞅着它以相同的速度迅速下跌。他本来想制造交易活跃的假象，却被如此不可靠的武器带来了灾难。你瞧，即使是业务水平最高的操盘手，也不能完全信任，因为他们做的是股票。虚假交易是明令禁止的，而且，现在的交易税也比以前贵多了。
“控盘”在字典上的定义中，包括垄断79。垄断可能是人为控盘的结果，也可能是貌似有人控盘，可能真是大家竞相吸进的结果。举例来说，1901年5月9日的北太平洋股票上的所谓“垄断”案，实际上根本就没人控盘。砷钙矿期货上的垄断案，所涉人员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金钱和名声上的双重损失。但是，它根本就不是有意进行的垄断。
实际上，大规模的垄断操作中，很少有真能获益的策划者。科莫多·范德比尔特两次垄断哈莱姆股票，均以惨败告终。但他也从空头短线们、狡诈的国会议员们和企图欺骗他的市议员们那里赚到了应得的几百万。另外，杰·古尔德在西北铁路股票的垄断控盘中大赔，迪肯·怀特在拉卡瓦纳股票的垄断控盘中赚了一百万，而詹姆斯·基恩在汉尼拔·圣乔伊股票案中损失了一百万。什么样的垄断才算成功呢？当然要把股价炒高，但卖出时收益必须得大，这样才算。
我以前常常会想，为什么半个世纪以前的那些大作手会如此喜欢垄断市场。他们能干、警觉、见多识广，不会像孩子一样轻信同行们都是善茬，却出人意料地总是被蛰。
一个老券商告诉我说：六七十年代的所有大操盘手们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垄断一次市场。很多人是出于虚荣心，其他人则是为了复仇。总之，如果有人被大家指出，说他成功垄断过这支或那支股票，那就是大家对他的智慧、胆量和财富的认可，他就有了骄傲的资本，可以尽情享受同行的赞美。而这些赞美则是他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的，是应得的。是虚荣心在这些冷酷的操盘手心中作祟，使他们进行那些丧心病狂的垄断操作，他们并不只为赚钱。
那时，狗很容易就会吃狗，而且享受美妙的滋味。我之前应该说过，我多次成功逃脱被轧空的命运，不是因为我拥有神秘的第六感，而是因为我的经验，我总能大概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买盘的力量好像不太对劲了，所以做空是不明智的。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对市场做测试，这种试探是一种常识性的操作方式，老一辈的交易商们一定也用过。老丹尼尔·德鲁曾多次引诱小辈们卖空伊利湖丝绸的合约给自己，并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他自己却被伊利湖的科莫多·范德比尔特轧空。当老德鲁请求他手下留情时，科莫多只是冷酷地引述大空头德鲁自己的不朽名言：“卖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自食恶果或者锒铛入狱。”
能被华尔街两代人崇拜的大操盘手并不多，而德鲁不一样。他之所以名声不朽，可能主要是因为他创造了“掺水股票80”这个词。
爱迪生·杰罗姆被公认为1863年春天的公共市场之王。据说，有了他的内幕消息，利润就像已经存进银行户头一样妥妥的。总之，他是个了不起的交易商，赚了几百万。他慷慨大方，挥金如土，在股市有大量拥趸，直到外号“沉默的威廉”的亨利·吉普通过垄断老南方股票把他洗劫一空。顺便提一下，吉普是纽约州长罗斯威尔·弗劳尔的妹夫。
以前，大部分的垄断操作，主要就是靠不让别人知道你在垄断股票，但又通过各种方法引诱大家做空，所以其猎物主要是同行的专业人士，而不是股民，因为一般股民不太那么愿意做空。而这么多年，曾经让高明的场内交易员们上钩的原因现在并没有变。科莫多在垄断哈莱姆股票时，被轧空的人们进套的主要原因，是听到政治家们丧失信心的讲话。而我还从别处读到了故事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那些专业人士之所以卖空哈莱姆，乃是因为价格太高了。而他们之所以认为它太高了，乃是因为它从来没有这么高过。因为太高所以不能买，所以正确的方法就是卖。这个逻辑听起来是不是跟现在一样？大家都考虑价格，而科莫多考虑的则是价值。所以，很多年之后，那些老辈人还经常用“他做空了哈莱姆”来形容一个人穷到家了。
多年前，我碰巧和杰·古尔德的一个老券商聊天。他的真诚让我相信，古尔德先生不仅仅是个人物（老丹尼尔·德鲁就心有余悸地评价他说：“他碰谁谁死！”），而且他比股票史上所有的操盘手都高一头。他的那些战绩说明，他无疑是个金融奇才，毋庸置疑。我能明白，他适应新环境的本能大得惊人，这一能力对股商来说相当宝贵。相比股票投机，他更注重实物买卖，所以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随意改变攻防方式。他炒作价格，要的是长期投资，而不是靠股价涨跌赚点小钱。他早就看出，持有铁路股票才能赚大钱，而不是在证交所场内炒作铁路股票。
他当然也利用股市，但我想，那是因为股票是最快、最容易致富的方法，而他需要几百万的启动资金，才能持有股票。他总是缺钱，就像老柯利斯·汉丁顿总是缺钱一样，银行愿意贷给汉丁顿的钱总比他需要的少两三千万。有远见却没钱，意味着头疼；有远见又有钱，就意味着成功；成功会带来力量，力量就是金钱，金钱又造就成功……如此反复，永无止境。
当然，控盘并不是当年那些大人物的专利，还有几十个小作手也干过。我记得一个老券商给我讲过一件往事，发生在60年代初，他说：“我对华尔街最早的记忆是我第一次来金融区。父亲要来这儿办点公事，不知为什么，也带我一起来了。我们是从百老汇大街转入华尔街的。当我们沿着华尔街往回走到和百老汇、纳索街的交叉路口时，就是现在信孚银行大楼那儿，我看到一群人跟着两个人。第一个人正在向东走，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后面跟着的那个则气得满脸通红，一只手疯狂地挥舞着帽子，另一只则攥着... -->>
第十九章 华尔街是个造神的地方，一代代股神起起落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是哪位老兄第一个把证交所里大手笔买卖有价证券的正常交易行为叫做“控盘”的了。先洗盘然后低价吃货是控盘的一种，但和一般意义上的控盘不同。这种控盘虽然难免被认为不正当，但不至于不合法。怎么才能在不抬高股价的前提下在牛市中大笔吃进呢？这是个大问题。怎么解决呢？取决于很多因素，没有公式，你最多只能说：“也许可以通过巧妙的控盘。”“请举个例子，怎样才算巧妙的控盘呢？”“啊，这得看具体情况。”你只能点到为止，说到这儿也就说不下去了。
我仔细研究自己交易的各个阶段的每个细节。除了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经验之外，我当然也会从别人那里吸取教训。今天，仍然有很多交易逸事在下午收盘后流传于证券公司，但已经很难再教会人们如何控盘了，因为今天和昨天不同。过去的那些花招、方法和手段，大都已经过时、作废，或变得非法、不可行了。证交所的规则和情况已与往日不同，丹尼尔·德鲁、雅各布·利特尔或杰·古尔德在50～70年前的交易故事，即使再详尽，也没多大参考价值，不值得一听了。今天要控盘一支股票，不必在意前辈们的事迹和做法了，毕竟，西点军校的学生不必学习古人的箭术以增加自己的弹道学知识。
但另一方面，研究人性总能让人受益匪浅78：人类会多么容易轻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人类为何总是允许自己（其实是鼓励自己）受贪欲和愚蠢的左右并付出昂贵的代价？今天的投机商和从前并无二致，仍然充满恐惧和希望，所以对投机商心理的研究仍然像以前一样珍贵。武器变了，但策略没变，而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何尝不是一个战场？我觉得托马斯·伍德洛克的话一语中的：“投机成功的基础原则是：人们将来会和他们过去一样犯相同的错误。”
繁荣时期，进场的人最多。此时完全不需要精明的操作，所以讨论如何控盘或操纵股票，就是浪费时间，毫无意义，就像企图弄明白同时落在对街屋顶上的雨滴有什么不同一样。傻瓜总想不劳而获，而市场的繁荣总能轻易激发贪欲作祟的赌博天性。想不劳而获的人，注定要付出学费，以得到“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课程。以前，我听到老辈人的交易和策略时，常常觉得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更容易上当受骗，但我也总能隔三岔五地在报纸上看到对最新的骗局报道，哪个投机行又破产了，哪些傻瓜又损失了几百万等等。
我初到纽约时，大家在热烈议论冲销交易和对敲，证交所明文禁止这些行为。有时，冲销设计得如此粗糙，结果谁都没骗到。每当有人对某支股票做自我交易时，证券商一眼就能识破并给你建议：自我交易太活跃。我在前面也说过投机行常用的所谓“赶市”，也就是让一支股票急跌两三个点，把投机行中小手笔多头们洗掉。至于对敲，由于各券商的操作很难统一协调，所以使用这一方法总会有些疑虑。这些都违反证交所的规定。几年前，一位著名操盘手在做对敲，他取消了委托单中的卖单，却忘了取消买单，结果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分钟就把股价抬高了大概25点。但他的买盘一停，又只能眼瞅着它以相同的速度迅速下跌。他本来想制造交易活跃的假象，却被如此不可靠的武器带来了灾难。你瞧，即使是业务水平最高的操盘手，也不能完全信任，因为他们做的是股票。虚假交易是明令禁止的，而且，现在的交易税也比以前贵多了。
“控盘”在字典上的定义中，包括垄断79。垄断可能是人为控盘的结果，也可能是貌似有人控盘，可能真是大家竞相吸进的结果。举例来说，1901年5月9日的北太平洋股票上的所谓“垄断”案，实际上根本就没人控盘。砷钙矿期货上的垄断案，所涉人员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金钱和名声上的双重损失。但是，它根本就不是有意进行的垄断。
实际上，大规模的垄断操作中，很少有真能获益的策划者。科莫多·范德比尔特两次垄断哈莱姆股票，均以惨败告终。但他也从空头短线们、狡诈的国会议员们和企图欺骗他的市议员们那里赚到了应得的几百万。另外，杰·古尔德在西北铁路股票的垄断控盘中大赔，迪肯·怀特在拉卡瓦纳股票的垄断控盘中赚了一百万，而詹姆斯·基恩在汉尼拔·圣乔伊股票案中损失了一百万。什么样的垄断才算成功呢？当然要把股价炒高，但卖出时收益必须得大，这样才算。
我以前常常会想，为什么半个世纪以前的那些大作手会如此喜欢垄断市场。他们能干、警觉、见多识广，不会像孩子一样轻信同行们都是善茬，却出人意料地总是被蛰。
一个老券商告诉我说：六七十年代的所有大操盘手们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垄断一次市场。很多人是出于虚荣心，其他人则是为了复仇。总之，如果有人被大家指出，说他成功垄断过这支或那支股票，那就是大家对他的智慧、胆量和财富的认可，他就有了骄傲的资本，可以尽情享受同行的赞美。而这些赞美则是他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的，是应得的。是虚荣心在这些冷酷的操盘手心中作祟，使他们进行那些丧心病狂的垄断操作，他们并不只为赚钱。
那时，狗很容易就会吃狗，而且享受美妙的滋味。我之前应该说过，我多次成功逃脱被轧空的命运，不是因为我拥有神秘的第六感，而是因为我的经验，我总能大概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买盘的力量好像不太对劲了，所以做空是不明智的。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对市场做测试，这种试探是一种常识性的操作方式，老一辈的交易商们一定也用过。老丹尼尔·德鲁曾多次引诱小辈们卖空伊利湖丝绸的合约给自己，并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他自己却被伊利湖的科莫多·范德比尔特轧空。当老德鲁请求他手下留情时，科莫多只是冷酷地引述大空头德鲁自己的不朽名言：“卖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自食恶果或者锒铛入狱。”
能被华尔街两代人崇拜的大操盘手并不多，而德鲁不一样。他之所以名声不朽，可能主要是因为他创造了“掺水股票80”这个词。
爱迪生·杰罗姆被公认为1863年春天的公共市场之王。据说，有了他的内幕消息，利润就像已经存进银行户头一样妥妥的。总之，他是个了不起的交易商，赚了几百万。他慷慨大方，挥金如土，在股市有大量拥趸，直到外号“沉默的威廉”的亨利·吉普通过垄断老南方股票把他洗劫一空。顺便提一下，吉普是纽约州长罗斯威尔·弗劳尔的妹夫。
以前，大部分的垄断操作，主要就是靠不让别人知道你在垄断股票，但又通过各种方法引诱大家做空，所以其猎物主要是同行的专业人士，而不是股民，因为一般股民不太那么愿意做空。而这么多年，曾经让高明的场内交易员们上钩的原因现在并没有变。科莫多在垄断哈莱姆股票时，被轧空的人们进套的主要原因，是听到政治家们丧失信心的讲话。而我还从别处读到了故事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那些专业人士之所以卖空哈莱姆，乃是因为价格太高了。而他们之所以认为它太高了，乃是因为它从来没有这么高过。因为太高所以不能买，所以正确的方法就是卖。这个逻辑听起来是不是跟现在一样？大家都考虑价格，而科莫多考虑的则是价值。所以，很多年之后，那些老辈人还经常用“他做空了哈莱姆”来形容一个人穷到家了。
多年前，我碰巧和杰·古尔德的一个老券商聊天。他的真诚让我相信，古尔德先生不仅仅是个人物（老丹尼尔·德鲁就心有余悸地评价他说：“他碰谁谁死！”），而且他比股票史上所有的操盘手都高一头。他的那些战绩说明，他无疑是个金融奇才，毋庸置疑。我能明白，他适应新环境的本能大得惊人，这一能力对股商来说相当宝贵。相比股票投机，他更注重实物买卖，所以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随意改变攻防方式。他炒作价格，要的是长期投资，而不是靠股价涨跌赚点小钱。他早就看出，持有铁路股票才能赚大钱，而不是在证交所场内炒作铁路股票。
他当然也利用股市，但我想，那是因为股票是最快、最容易致富的方法，而他需要几百万的启动资金，才能持有股票。他总是缺钱，就像老柯利斯·汉丁顿总是缺钱一样，银行愿意贷给汉丁顿的钱总比他需要的少两三千万。有远见却没钱，意味着头疼；有远见又有钱，就意味着成功；成功会带来力量，力量就是金钱，金钱又造就成功……如此反复，永无止境。
当然，控盘并不是当年那些大人物的专利，还有几十个小作手也干过。我记得一个老券商给我讲过一件往事，发生在60年代初，他说：“我对华尔街最早的记忆是我第一次来金融区。父亲要来这儿办点公事，不知为什么，也带我一起来了。我们是从百老汇大街转入华尔街的。当我们沿着华尔街往回走到和百老汇、纳索街的交叉路口时，就是现在信孚银行大楼那儿，我看到一群人跟着两个人。第一个人正在向东走，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后面跟着的那个则气得满脸通红，一只手疯狂地挥舞着帽子，另一只则攥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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