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22章 学校的影响(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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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和环境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强调说法既真实又重要。
★弗洛姆
很多社会学家以此为基础，进而提出了一种假设：人的精神构成犹如一张白纸，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天生的品质，社会和文化在这张白纸上写下了具体的内容。这种看法与对立的观点一样，既不能自圆其说，也对社会进步起着破坏作用。
★弗洛姆
在任何社会中，所谓文化精神，几全由部分有力的社团所左右，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社团对于教育制度，学校，教会，新闻界，影剧界均有控制力及影响力，因而使整个社会都受其熏染者，他们的声望极高，使一般人极力地推崇，并设法去模仿他们，这种心理作用的影响，遂使他们成为社会动态的左右者。
★弗洛姆
一个社会阶层或文化中的大多数人具有性格之某些重要因素的事实，一个人能说一种“社会性格”代表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之核心的事实，说明了社会和文化形态对性格形成的影响程度。
★弗洛姆
一个人被无情地驱使着为成功而努力，任何挫折对他的自尊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结果就产生了孤立无援感、不安全感及自卑感。如果市场的变迁决定人的价值，那么，人的尊严感、自豪感就被摧毁了。
★弗洛姆
人显示出一种几乎无限的可塑性；人几乎可以吃任何东西，他实际上可以生活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并适应这种气候；同样，人也可以忍受任何精神条件，并在这种条件下继续生活下去。
★弗洛姆
对于家庭而言，学校是一种延伸。假如父母可以很好地教育子女，并让他们获得解决问题的种种技巧，那么，学校自然就不必存在了。在很早以前，很多孩子都是在家中接受教育的，比如工匠会将祖辈留下的知识以及自己在工作中积累的知识都教给自己的孩子。可是，现在的社会环境对于我们的要求不断提高，所以，让学校来帮父母分担责任就成为一个趋势，因为如今的社会要求儿童接受更多的教育。
与欧洲学校不同的是，美国学校并没有将学校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在教育中看到传统权威的痕迹。很久以前，欧洲的学校只接纳王子和贵族的子弟，因为他们这样的群体对社会是有价值的，其他的人注定要默默无闻。之后，在教育由宗教机构接管之后，教育范围变得更小，只有那些经过特别挑选的人才能接受宗教、科学、艺术及专业的教育。
在工业技术得到飞速提升之后，教育的形式开始转变，教育从限制发展为普及。皮匠、裁缝等人群开始在乡下的小城镇中担任教师的职位。他们手中拿着教鞭，对孩子进行教育，而教育的效果是非常差的。在以前，艺术教育只会出现在宗教学校或者大学，甚至连皇帝都接触不到。现在却进行了普及，甚至连工人都有良好的听说读写的能力，懂得加减运算。这些都为公立学校教育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公立学校都是在政府政策指导下成立的，政府旨在培养温顺的民众，让民众懂得站在上层社会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可以随时当兵作战。学校的课程设置也是以此为准则的。我记得奥地利在前一段时间依然采用这样的教育方式。当然，教育的目的是让民众学会顺从，并逼迫他们从事与其地位相吻合的工作。这种模式的弊端在现实中日益暴露，民众的思想越来越活跃，工人阶级获得成长，要求也就日益增加。之后，他们的需求被公立学校采纳，就形成了现在的教育理念：我们应该引导孩子为自己考虑，必须为他们提供各种机会，让他们接触文学、科学、艺术。他们应该分享到人类的文明，并对社会有所贡献。锻炼孩子挣钱的能力或在工业制度中站稳脚跟不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我们更加注重同胞情谊，更加注重平等而和睦的伙伴关系。
无论是否带有目的性，所有建议学校进行教育改制的人，目标都是想要找到更多可以增加民众间合作的方式。比如，性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对性格教育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我们一定要找到一批能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不仅仅为钱而工作的教师。我们要让他们受到优质的教育并感受到这样的工作是很重要的，由于只是处于试验阶段，所以我们不能太过刻板，我们不能制定死板而僵硬的制度要求。可是，就算是在学校中，教育效果也是差强人意的。有些儿童在来之前已经是家庭生活中的问题儿童，就算我们给予教育，却依旧无法根除他们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们只能针对教师提供更多的训练，以便他们更好地引导儿童的发展。
很多时候，我都在为此而努力。我知道，在这方面走在前沿的是维也纳的一些学校。在别的地方，虽然也有过精神病学家对孩子进行全面检查并提供建议，然而，倘若老师并不知道这些建议的目标，又不知道怎样执行，那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虽然精神病学家在一周内会见孩子一到两次，但就算是一天一次，也无法深入地了解孩子所受到的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他只能是留张字条，建议为孩子加强营养，或者在甲状腺方面进行专业治疗，或许，他会提醒老师应该对这个孩子进行单独辅导；然而，老师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经验都是正确的，除非老师对孩子的性格非常熟悉，否则就会手足无措。因此，必须在精神病学家和教师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精神病学家所研究的一切事情都需要告诉教师，只有这样，老师才能在进行讨论后开展有效的工作。假如发生了特殊状况，他也会知道该怎么解决，就像精神病学家在场时所采取的举措一样。我在本章末将详细为大家阐述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也就是维也纳设立的那种顾问会议（Advisory Council）。
在孩子刚刚入学的时候，迎接他的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全新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错误将一览无余。如今，他需要在社会这个场合里与他人接触。假如他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会因为脱离照顾而不习惯，他会无法与其他人进行交往，因此，当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第一天进入学校的时候，就能够反映出社会感的缺失。他可能会哭闹，想要回家，对于学校的生活及老师，他都不感兴趣，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根本听不进老师的意见。我们可以推断：如果他继续保持这样的作风，在学校里就会落于人后。经常有家长向我们倾诉：... -->>
从18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和环境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强调说法既真实又重要。
★弗洛姆
很多社会学家以此为基础，进而提出了一种假设：人的精神构成犹如一张白纸，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天生的品质，社会和文化在这张白纸上写下了具体的内容。这种看法与对立的观点一样，既不能自圆其说，也对社会进步起着破坏作用。
★弗洛姆
在任何社会中，所谓文化精神，几全由部分有力的社团所左右，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社团对于教育制度，学校，教会，新闻界，影剧界均有控制力及影响力，因而使整个社会都受其熏染者，他们的声望极高，使一般人极力地推崇，并设法去模仿他们，这种心理作用的影响，遂使他们成为社会动态的左右者。
★弗洛姆
一个社会阶层或文化中的大多数人具有性格之某些重要因素的事实，一个人能说一种“社会性格”代表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之核心的事实，说明了社会和文化形态对性格形成的影响程度。
★弗洛姆
一个人被无情地驱使着为成功而努力，任何挫折对他的自尊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结果就产生了孤立无援感、不安全感及自卑感。如果市场的变迁决定人的价值，那么，人的尊严感、自豪感就被摧毁了。
★弗洛姆
人显示出一种几乎无限的可塑性；人几乎可以吃任何东西，他实际上可以生活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并适应这种气候；同样，人也可以忍受任何精神条件，并在这种条件下继续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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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庭而言，学校是一种延伸。假如父母可以很好地教育子女，并让他们获得解决问题的种种技巧，那么，学校自然就不必存在了。在很早以前，很多孩子都是在家中接受教育的，比如工匠会将祖辈留下的知识以及自己在工作中积累的知识都教给自己的孩子。可是，现在的社会环境对于我们的要求不断提高，所以，让学校来帮父母分担责任就成为一个趋势，因为如今的社会要求儿童接受更多的教育。
与欧洲学校不同的是，美国学校并没有将学校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在教育中看到传统权威的痕迹。很久以前，欧洲的学校只接纳王子和贵族的子弟，因为他们这样的群体对社会是有价值的，其他的人注定要默默无闻。之后，在教育由宗教机构接管之后，教育范围变得更小，只有那些经过特别挑选的人才能接受宗教、科学、艺术及专业的教育。
在工业技术得到飞速提升之后，教育的形式开始转变，教育从限制发展为普及。皮匠、裁缝等人群开始在乡下的小城镇中担任教师的职位。他们手中拿着教鞭，对孩子进行教育，而教育的效果是非常差的。在以前，艺术教育只会出现在宗教学校或者大学，甚至连皇帝都接触不到。现在却进行了普及，甚至连工人都有良好的听说读写的能力，懂得加减运算。这些都为公立学校教育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公立学校都是在政府政策指导下成立的，政府旨在培养温顺的民众，让民众懂得站在上层社会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可以随时当兵作战。学校的课程设置也是以此为准则的。我记得奥地利在前一段时间依然采用这样的教育方式。当然，教育的目的是让民众学会顺从，并逼迫他们从事与其地位相吻合的工作。这种模式的弊端在现实中日益暴露，民众的思想越来越活跃，工人阶级获得成长，要求也就日益增加。之后，他们的需求被公立学校采纳，就形成了现在的教育理念：我们应该引导孩子为自己考虑，必须为他们提供各种机会，让他们接触文学、科学、艺术。他们应该分享到人类的文明，并对社会有所贡献。锻炼孩子挣钱的能力或在工业制度中站稳脚跟不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我们更加注重同胞情谊，更加注重平等而和睦的伙伴关系。
无论是否带有目的性，所有建议学校进行教育改制的人，目标都是想要找到更多可以增加民众间合作的方式。比如，性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对性格教育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我们一定要找到一批能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不仅仅为钱而工作的教师。我们要让他们受到优质的教育并感受到这样的工作是很重要的，由于只是处于试验阶段，所以我们不能太过刻板，我们不能制定死板而僵硬的制度要求。可是，就算是在学校中，教育效果也是差强人意的。有些儿童在来之前已经是家庭生活中的问题儿童，就算我们给予教育，却依旧无法根除他们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们只能针对教师提供更多的训练，以便他们更好地引导儿童的发展。
很多时候，我都在为此而努力。我知道，在这方面走在前沿的是维也纳的一些学校。在别的地方，虽然也有过精神病学家对孩子进行全面检查并提供建议，然而，倘若老师并不知道这些建议的目标，又不知道怎样执行，那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虽然精神病学家在一周内会见孩子一到两次，但就算是一天一次，也无法深入地了解孩子所受到的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他只能是留张字条，建议为孩子加强营养，或者在甲状腺方面进行专业治疗，或许，他会提醒老师应该对这个孩子进行单独辅导；然而，老师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经验都是正确的，除非老师对孩子的性格非常熟悉，否则就会手足无措。因此，必须在精神病学家和教师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精神病学家所研究的一切事情都需要告诉教师，只有这样，老师才能在进行讨论后开展有效的工作。假如发生了特殊状况，他也会知道该怎么解决，就像精神病学家在场时所采取的举措一样。我在本章末将详细为大家阐述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也就是维也纳设立的那种顾问会议（Advisory Council）。
在孩子刚刚入学的时候，迎接他的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全新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错误将一览无余。如今，他需要在社会这个场合里与他人接触。假如他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会因为脱离照顾而不习惯，他会无法与其他人进行交往，因此，当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第一天进入学校的时候，就能够反映出社会感的缺失。他可能会哭闹，想要回家，对于学校的生活及老师，他都不感兴趣，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根本听不进老师的意见。我们可以推断：如果他继续保持这样的作风，在学校里就会落于人后。经常有家长向我们倾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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