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三章囚徒返回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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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南方来的（摩尔达维亚），所有的人脚上穿的都是单皮鞋。狼狗紧跟在他们后面，用前爪推着最后一排人的脊背，向他们的后脑勺子吹送着狗的气息。（走在这一排的是两位神甫——银发苍苍的年迈的费多尔-福罗利亚神父和搀扶着他的年轻的维克托-施波瓦里尼科夫神父。）使用警犬的技术如何？不，警犬显示的自制力如何？——要知道它们是多么想咬上一口啊；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劳改营的入营洗澡房；先在一座小屋里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跑过大院，在另一座房屋里洗澡。但是眼下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主要的罪已经受过了。现在总算到达了！天黑了下来。忽然听说：营里没有空位子，不能接收新犯人。于是洗完了澡以后又把解犯叫出来排队、点数，四周布置了警犬——一切再来一遍，拖着自己的东西，还是原来那六公里，他们踩着积雪重返自己的列车，只不过这一次是摸黑。他们走后的几小时内，车厢的门一直大开着，原来那点可怜的热气早已跑得一干二净。而且抵达目的地以前车上的煤炭都烧光了，现在到哪儿去找？他们挨了一夜冻，早晨发给他们干石斑鱼去嚼（谁想喝水——嚼雪去吧！），然后又沿着原路带去劳改营。
这还是一个幸运的事例！因为好歹还有一个劳改营。今天不接收，明天会接收。而红色列车按照其本性说来一般是开往真空地带的。递解终了之日往往就是一座新劳改营开创之时。因之列车可以在北极光的照耀下径直停在泰加森林当中，在云杉树干上钉一块小牌牌：“第一独劳点”（独立劳动点）。在这种地方，犯人们在一周之内要靠嚼风干鲻鱼、和着雪吞咽面粉维持生命。
如果有一座即便是两星期前开办的劳改营，那已经会满舒服了；已经可以煮热食了。虽然没有钵子，但是稀的和干的可以混在一起，六个人一份，盛在洗澡盆里。六个人站成一圈（桌椅都还没有），其中两个人用左手提着澡盆的把手，挨着号用右手从盆里抓饭吃。这是重复前面说过的吗？不，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佩列波尔，是据洛希林的介绍。不是我在重复，是古拉格在重复。再接着，他们就会派来一些老劳改犯给新犯人当作业班长。这些老手很快就能教会他们如何生活、找窍门和欺骗。第二天一清早就要出工，因为伟大时代的钟声在轰鸣，时不等人。我们这里不是沙皇时代的苦役服刑地阿库台，那地方新到的犯人有三天的休整。
群岛的经济日渐繁盛。新的铁路支线到处伸延，许多地点不久以前还只通水路，现在已经可以用火车运输了。但是有一些群岛的老土著还活着，他们能够告诉你，当年在伊日玛河上是如何乘着真正的古俄罗斯的大木船航行的。一船装一百人，犯人们自己划桨；他们还能够告诉你，他们是怎样乘着平底小渔船沿着乌赫塔河、乌萨河、伯朝拉河抵达自己的劳改营。当时连去沃尔库塔也是用驳船押运的：先用大船过到阿兹瓦窝姆，那儿设了一个沃尔库塔劳改营的中转站。从那儿出发，比方说到咫尺之遥的乌斯特乌萨，需要乘浅水驳船走十天。虱子多得能把整个驳船拱得颤动起来，押解队准许犯人们二个一个地上甲板把虱子抖落在水里。水路递解也不是直达的，一会儿要换船，一会儿要把船拖过一段陆峡，一会儿要下船步行。
在这些地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递解站——那是用树棍搭的窝棚或者是帐篷（乌斯特乌萨、波莫兹金诺、谢里亚尤尔）。那里也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秩序，有自己的押解规章，当然也有一套特殊的惩治犯人的办法。但是描写这一类异国情调显然并非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也就不着手去做了。
北德维纳河、鄂毕河与叶尼塞河知道用驳船运输囚犯开始于什么时候——那是在消灭富农时期。这几条河流都是流向正北的，而驳船又是一些大肚子，大容量的家伙，只有依靠它们才能完成把如此庞大的灰色群体从有生的俄罗斯抛到无生的权北地区的任务。人们被倾倒进像个大木槽似的驳船舱里，人摞人地躺在里面，像装在提篮里的一堆大虾一样微微动弹着。哨兵高高地屹立在船舷上，好像站立在山岩上一样。有时候就这样不遮不盖地驳运这一堆东西，有时候蒙上一块大帆布——也许是为了不想看见他们，也许是为了更容易警戒，反正绝对不是为了给他们遮雨。这样的驳船押运已经不是递解，而简直是分期处决了。再加上途中差不多是不供给伙食的。把他们丢弃到冻土地带之后，就根本不给吃的了，他们被留在那里与大自然一起自生自灭。
北德维纳河（以及维切格达河）上的驳船递解直到一九四0年还没有停止。奥列涅夫就经历过这样的递解。囚犯们在船舱里人贴人地站着，——而这并不止是一天。尿撒在玻璃罐里，传到舷窗口倒掉。如果是比这更严重一点的问题，那只好在自己裤裆里解决了。
沿叶尼塞河的驳船递解变成了固定航班，几十年没有中断过。三十年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河岸上搭起了一些敞棚。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春天，等待装运的囚犯们在那里面一连打一两昼夜的哆嗦。叶尼塞河上运囚犯的驳船有固定的结构，船舱里是没有光亮的，分上下三层。只有安装着梯子的舱口能透进一点折射的光线。押解队员住在甲板上的小屋里。哨兵警戒着舱口和水面，注意是否有人离水逃走。他们永远不下船舱，不管里面发出怎样的呻吟和呼救的哀号。从来不让囚犯们上来放风。一九三七一三八年，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在递解途中没有向舱里的人们提供过任何医疗帮助（可以猜想，以上两个时期之间的年代也是一样）。囚犯们分两排躺在每层的舱板上，一排头朝船舷，一排头朝他们的脚。要上便桶只能从人身上跨过。便桶并不是经常允许及时倒掉（应当想象一下怎样提着满满的粪桶爬上陡直的梯子），粪便溢到外面，在舱板上流淌，漏到下面各层去，那里可也是躺满了人呀！开饭的时候，帮厨的（是从犯人中间抽的）把盛在木桶里的菜场分送到各层。在那永远黑暗的舱房里（现在也许装了电灯），在一盏“蝙蝠牌”煤油灯的光亮下给犯人们发放。到杜金卡去的这样的一趟递解有时要走一个月。（现在当然只用一个星期就够了。）由于搁浅或水路上的其他障碍，拖长了路途的时间，携带的粮食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索性一连几天不开伙。（“积欠”的这几天的口粮，以后当然是不会补发的。）
说到这里，机灵的读者不用作者提示也可补充一点：盗窃犯在货舱里占据着最上面的一层，靠近舱口的地方——换句话就是靠近空气和光线的地方。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充分地享受分发面包的特权。如果这一趟旅程条件特别困难，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摔掉神圣的拐杖（换句话说就是夺走灰色牲畜——政治犯-一的口粮）。贼骨头们在漫长的旅途中用打牌消磨时间。赌博用的纸牌是自己做的。可是赌注的本钱却是靠搜查“福来儿”搞来的。他们选定舱内某一地段，对躺在那儿的人实行逐个搜身。搜来的东西在一段时间之内是在他们中间根据牌局的输赢反复倒手的。最后全都会“浮”到顶上去，脱手给押解队。对了，读者现在什么全能猜到：盗窃犯和押解队是挂着钩的。押解队或者把赃物留给自己，或者在码头上卖掉，然后给盗窃犯们带来吃的作为报酬。
有反抗吗？有，但是很少见，流传下来一个事例。一九五0年，在一艘与上面所讲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稍大一些的驳船（是一艘海船）里面，在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往萨哈林岛的途中，七名手无寸铁的年轻的“五十八条”犯人对盗窃犯（这是一批“母狗”）进行了反抗，对方总共有八十来个人（其中照例会有人带着刀子）。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一门”递解站里面，这批“母狗”就曾对犯人们实行过一次搜身。他们搜得非常彻底，一点不比狱卒们干得差劲。他们熟知一切的隐藏办法。但是不管怎么搜，要发现一切公办不到的。他们明白这个，所以在船舱里面假意宣布：“有钱的可以买马合烟！”米沙-格拉切夫拽出了缝在棉坎肩里的三个卢布。“母狗”沃洛吉卡-塔塔林朝他喊：“喂老鸹的死尸！你不交税啦？”说完就跳过去夺。可是陆军准尉帕维尔（姓氏没有传下来）一把推开了他。沃洛吉卡-塔塔林用手指头分成“两股叉”去戳帕维尔的眼睛，帕维尔把他撂倒在地上。立刻就有二、三十个“母狗”拥了过来。前陆军大尉施帕科夫；谢廖沙-波塔波夫；沃洛尼-列乌诺夫，沃洛甲-特列久兴（这两个人也是前陆军准尉）；还有瓦夏-克拉夫左夫等人挺身而出，毅然站到格拉切夫和帕维尔身边。结果如何？仅仅是互相献了几拳就了事。不知道是贼骨头们祖传的真正的怯懦（他们总是用虚张声势的果敢和满不在乎的放肆把它遮掩起来）现了本相，还是因为附近有哨兵（事情发生在舱口下面）妨碍了他们。他们现在需要保存实力，因为他们此行负有一项更加重要的社会使命——从正经盗贼手里夺取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就是契诃夫曾经描写过的那一个）以及萨哈林建设工程（夺取的目的当然木是为了建设）。总之是他们退却了，仅仅限于虚声恫吓，说：“要把你们变成一堆垃圾！”（架没有打起来，谁也没有把这几个小伙子变成“垃圾”这帮“母狗”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遇到了麻烦：那地方已经被正经盗贼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了。）
开往科雷马的海船，在一切方面都和驳船很相似，只是规模大一些。不管多么奇怪，一九三八年乘坐由“克拉辛”号破冰船开路的“珠尔玛”、“库鲁”、“汉瓦工程”、“第聂伯工程”等几艘旧套鞋似的破船被遣送到科雷马去的那一批犯人（即有名的“克拉辛远征队勾当中，今天竟有几个人还活着。这几艘轮船的寒冷肮脏的贷舱也是分作三层，但是在每层上面又用树村搭成了双层的统铺。并不是到处一片漆黑，有的地方点了几盏油灯。允许犯人们以隔舱为单位上甲板放风。每条船装三四千人。一次航程要用一个多星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领的口粮在路上就发了霉，因而一天的口粮定量由六百克减少到四百克。还供给成鱼，至于饮用水。是的，是的，没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在水的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着暂时的困难。与内河递解比较起来，这儿还增加了风暴和晕船。精疲力竭的人们呕吐不已，已经没有力气从呕吐物中站起来，整个舱板覆盖了一层令人作呕的秽物。
旅途中还有一段政治性插曲。船队要通过拉彼鲁兹海峡”和日本列岛距离很近。这时候轮船了望塔上面的机关枪消失了，押解队换上了便服，舱口紧闭，禁止上甲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时就早有远见地在船舶文书上注明了船内装载的不，上帝保佑，决不是犯人，而是应募去开发科雷马的工人。许多日本小汽船和木船在部队周围转来转去，一点没有产生疑心。（另一次，一九三九年“珠尔玛”号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盗窃犯们跑出货舱潜入了财物保管室，抢光了东西，放了一把火。这时候船恰好在日本附近。“珠尔玛”号浓烟滚滚，日本人要来救援，但是船长拒绝了他们。他甚至没有下令打开舱口！离开日本较远以后，被烟呛死者的尸体全扔进了大海，烧焦了的半腐烂食品后来移交给劳改营充当犯人的口粮。）
自那以后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国际公海上运输的似乎已经不再是犯人，而是苏联公民。但是有多少这样的事例：苏联人遇到海难的时候，拒绝外国救援，原因仍是这种冒充为民族自豪感的封闭性。宁愿让鲨鱼把我们吞进肚里，也不能接受你们的援助之手！封闭性——这是我国的毒瘤。
船队在马加丹港外被封冻在水里。“克拉辛”号也无能为力（还远远不到航行的季节，但是他们急于往那里输送劳力）。五月二日。犯人们被卸到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的冰上。当年马加丹的悲惨景象展示在来客们的眼前；死气沉沉的山岗，没有乔木，也没有灌木，更没有鸟类。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间小木房和一座远北建设工程局的两层楼房。然而他们却受到远建局乐队的欢迎。因为当局这时候还在继续表演着“改造”的闹剧，换句话说是做出副样子，好像他们不是运来一堆为盛产黄金的科雷马铺路的白骨，而是一批将来还要回到创造性生活中去的暂时受隔离的苏维埃公民。乐队演奏着进行曲和圆舞曲。一群受尽折磨、半死不活的人们排成灰色的长队在冰上蹒跚行进。他们拖着从莫斯科带来的东西（这一支庞大的政治犯队伍在路上几乎还没有遇到盗窃犯），背着另外一些半死不活的人——风湿病患者和失去双腿的残废（对没有双腿的人也同样判刑）。
但是，我发觉我又要重复；写下去将是乏味的，读下去也将是乏味的，因为读者预先就已经知道了一切：现在将会用卡车把他们装运到几百公里之外，然后还要押着他们步行几十公里。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将开辟一些新的劳改点，而且到达后一分钟之内就必须出工。吃的将是鱼和面粉，是和着雪一起吞咽下去的。睡的将是帐篷。
是的，不错。但是头几天他们暂时被安置在马加丹，住的也确是北极帐篷。在这里他们还要受到一次体检，也就是要他们脱光衣服，根据每人臀部的状况确定他是否适宜于劳动（检查的结果一定是全体都合格）。当然还要把他们带进洗澡房，命令他们把皮面大衣、罗曼诺夫羊皮大衣、毛线衣、高级毛料西服、毡斗篷。长筒皮靴、长筒毡靴留在洗澡房的脱衣室（要知道这一批来的人不是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而是党的上层人物-一报纸编辑、托拉斯和工厂的经理、省委负责干部、政治经济学教授等等。所有这些人在三十年代初对于高档商品已经很懂行了）。“那由谁来看管呢？”新来的客人们疑惑地问。“快去吧，谁希罕你们的东西？”澡堂服务员显出受侮辱的样子“进去，放心洗去吧！”于是他们就进去洗澡了。然而出口却是另一个门。出门的时候每人在那里领到一条黑布裤子和一件军便服上衣、一件没有衣兜的劳改营棉背心、一双猪皮鞋。（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与你原先的生活的诀别——也就是和你的头衔、职位、尊荣的诀别！）“我们的东西呢？”他们哀号了。“你们的东西——留在家里了！”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朝他们大声呵叱。“劳改营里什么东西也不属于你们。我们劳改营里是共产主义！带队的，开步走！”
既然是共产主义，那么他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他们不是把生命都献给了这个事业了吗？
还有几种递解方式——坐大车或者干脆步行。诸位记得复活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一队犯人从监狱被押着走向火车站的情形吗？然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九四年，犯人们已经一整年没有放过风，已经木会走路了，不会呼吸了，不会看光亮了；一年以后，把他们带出屋子，列队，驱赶他们步行二十五公里，到阿巴坎去。路上死了十来个。这件事情可没有人去写成一部伟大的小说，连一章也没有人写：住在坟地里，顾不上为每一个死人哭丧。
徒步递解——这是火车递解、“泽克车厢”、红色列车的老祖宗。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少见了，除非是在木可能使用机动交通工具的地方。例如，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遣送犯人，就是让他们徒步通过拉多加湖上的一段冰路，然后装上红色列车（让女犯和德军俘虏走在一起，用刺刀把我国的男犯从女犯身边赶开，免得他们抢夺女犯的面包。倒在路上的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拽掉靴子，扔到卡车上）。三十年代，从科特拉斯递解站每天发送一百名犯人徒步去乌斯特维姆（约三百公里），有时候去奇比尤（五百多公里）。一九三八年有一批女犯也是用这种方式递解。这种徒步递解一天要走二十五公里。押解队带着一两只狗，他们用枪托于驱赶掉队的人。诚然，犯人的东西、锅灶和食物是用跟在队尾的大车拉着。在这一点上，这支解犯队伍和上一世纪古典的流刑图有些相像。途中也有宿泊的房屋——被消灭的富农的缺门少窗的残破农舍。科特拉斯递解站的会计室发给每一批解犯的食品是按照理论上的旅途时间计算的，其前提是一路诸事顺利，从来不多计算一天（这是我国会计制度的普遍原则）。如果选中发生耽搁，食物就匀开吃，只供给不放盐的黑麦面糊糊，有时候索性就停伙。在这一点上，他们背离了古典的模式。
一九四0年，奥列涅夫等一批解犯下了驳船以后，被押送着徒步穿过泰加森林（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到齐比尤）。一路上根本不给饭吃。喝的是沼泽里的水，痢疾迅速地蔓延开来了。许多人体力衰竭，倒在地下，警犬撕扯倒下的人们的衣裳。在伊回马河里，犯人们用裤子捞鱼，生着就吃进肚里。（最后走到了一块林间空地，当局向他们宣布：你们就在这里动手修建科特拉斯-沃尔库塔铁路吧！）
我国欧洲部分极北地区的另一些地方，也一直是采取这个办法，先是遣送一些徒步的犯人到划定的线路上去修路基，直到快乐的红色列车开来，运来第二期工程的犯人。
在经常和大量采用步行方式的地方，制定出了一整套徒步递解的技术。一批犯人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出发，沿着泰加森林中的小道，被押往维斯良纳。一个犯人倒下了，再也走不动了。怎么办？请合理地考虑一下，怎么办？你是不会让整个队伍停下来的。你也不会为每一个倒下的和掉队的人留下一名带枪的兵——带枪的兵很少，犯人很多。这说明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带枪的兵留下来和这个人稍呆一会儿，随后他一个人匆匆地赶上队伍。
从卡拉巴斯到斯帕斯克的固定步行递解班次保持了很长时间。那一段路总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须一天之内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体很虚弱。可以预料到，一定会有许多人倒在路上，掉队，他们会带着濒死者的无所求和无所谓的表情——哪怕你如他们开枪，他们也不能再挪动一步。他们已经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没完没了地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的不知疲劳的棍棒呢？棍棒他们是会害怕的，他们会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保证有效。因而在解犯纵队五十米之外不仅有一圈自动枪手的散兵线，而且里面还有一圈仅以棍棒做武器的士兵。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实际上斯大林同志早就有言在先）。七打八打，那些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的人们居然走起来了！其中的一些人竟能奇迹般地走到目的地。他们不知道这叫做“棍棒考验”不管你怎么打仍是躺着不动的人，将由跟在后面的大车收容起来。这是一条组织工作的经验。（可能有人提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全用大车拉呢？可是到哪儿去找足够的大车？马匹从哪儿来？我国毕竟已经普及拖拉机了。况且如今燕麦是什么价钱？）上面说的这种递解在一九四八一五0年依然是十分大量的。
然而在二十年代徒步递解曾是主要方式之一。当时我还是小孩，但是记得很清楚：士兵们押着犯人的队伍大大方方地走过顿河罗斯托夫市的街道。顺便说说，那句有名的命令：“不予警告即可开枪！”在当时的说法稍有不同，原因在于军事装备的差异：要知道，当时的押解队往往只有马刀。所以当时是这样命令的：“凡擅自离开队列一步者，押解队即可开枪或刀劈！”多么铿锵有力：“开枪、刀劈！”马上就产生一把战刀从背后劈下你的脑袋的感觉。
不错，甚至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还押着一批从外伏尔加地区抓来的大胡子老头儿们徒步经过下诺夫戈罗德城。这些人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穿着桦皮鞋，包着脚布。“正在消失中的俄罗斯”突然间，三辆小汽车正好横穿他们前面的马路，汽车上坐着全俄中执委主席加里宁。解犯队伍停下。加里宁坐在车里开过去，他对这些人没有产生兴趣。
读者，请闭上眼睛。听见了吗？车声隆隆。这是“泽克车厢”在铁轨上行驶。这是红色列车在运行。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一刻稍停。听见了吗？水声激荡这是囚犯驳船在破浪前进。耳边又传来“乌鸦车”马达的吼叫声。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投入监狱、塞进囚车、辗转递解。这一片嘈杂声又是来自哪里？它来自递解站过于拥挤的牢房。而这哭号声呢？它是被抢劫者、被奸污者、被毒打者的怨诉。
我们考察了各种遣送方法。我们发现它们一种比一种更坏。我们环视了递解站，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甚至人们最后一个希望——下一步会好一些，在劳改营里将会好一些——也是一个骗人的希望啊！
在劳改营里将会更坏些。
是从南方来的（摩尔达维亚），所有的人脚上穿的都是单皮鞋。狼狗紧跟在他们后面，用前爪推着最后一排人的脊背，向他们的后脑勺子吹送着狗的气息。（走在这一排的是两位神甫——银发苍苍的年迈的费多尔-福罗利亚神父和搀扶着他的年轻的维克托-施波瓦里尼科夫神父。）使用警犬的技术如何？不，警犬显示的自制力如何？——要知道它们是多么想咬上一口啊；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劳改营的入营洗澡房；先在一座小屋里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跑过大院，在另一座房屋里洗澡。但是眼下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主要的罪已经受过了。现在总算到达了！天黑了下来。忽然听说：营里没有空位子，不能接收新犯人。于是洗完了澡以后又把解犯叫出来排队、点数，四周布置了警犬——一切再来一遍，拖着自己的东西，还是原来那六公里，他们踩着积雪重返自己的列车，只不过这一次是摸黑。他们走后的几小时内，车厢的门一直大开着，原来那点可怜的热气早已跑得一干二净。而且抵达目的地以前车上的煤炭都烧光了，现在到哪儿去找？他们挨了一夜冻，早晨发给他们干石斑鱼去嚼（谁想喝水——嚼雪去吧！），然后又沿着原路带去劳改营。
这还是一个幸运的事例！因为好歹还有一个劳改营。今天不接收，明天会接收。而红色列车按照其本性说来一般是开往真空地带的。递解终了之日往往就是一座新劳改营开创之时。因之列车可以在北极光的照耀下径直停在泰加森林当中，在云杉树干上钉一块小牌牌：“第一独劳点”（独立劳动点）。在这种地方，犯人们在一周之内要靠嚼风干鲻鱼、和着雪吞咽面粉维持生命。
如果有一座即便是两星期前开办的劳改营，那已经会满舒服了；已经可以煮热食了。虽然没有钵子，但是稀的和干的可以混在一起，六个人一份，盛在洗澡盆里。六个人站成一圈（桌椅都还没有），其中两个人用左手提着澡盆的把手，挨着号用右手从盆里抓饭吃。这是重复前面说过的吗？不，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佩列波尔，是据洛希林的介绍。不是我在重复，是古拉格在重复。再接着，他们就会派来一些老劳改犯给新犯人当作业班长。这些老手很快就能教会他们如何生活、找窍门和欺骗。第二天一清早就要出工，因为伟大时代的钟声在轰鸣，时不等人。我们这里不是沙皇时代的苦役服刑地阿库台，那地方新到的犯人有三天的休整。
群岛的经济日渐繁盛。新的铁路支线到处伸延，许多地点不久以前还只通水路，现在已经可以用火车运输了。但是有一些群岛的老土著还活着，他们能够告诉你，当年在伊日玛河上是如何乘着真正的古俄罗斯的大木船航行的。一船装一百人，犯人们自己划桨；他们还能够告诉你，他们是怎样乘着平底小渔船沿着乌赫塔河、乌萨河、伯朝拉河抵达自己的劳改营。当时连去沃尔库塔也是用驳船押运的：先用大船过到阿兹瓦窝姆，那儿设了一个沃尔库塔劳改营的中转站。从那儿出发，比方说到咫尺之遥的乌斯特乌萨，需要乘浅水驳船走十天。虱子多得能把整个驳船拱得颤动起来，押解队准许犯人们二个一个地上甲板把虱子抖落在水里。水路递解也不是直达的，一会儿要换船，一会儿要把船拖过一段陆峡，一会儿要下船步行。
在这些地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递解站——那是用树棍搭的窝棚或者是帐篷（乌斯特乌萨、波莫兹金诺、谢里亚尤尔）。那里也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秩序，有自己的押解规章，当然也有一套特殊的惩治犯人的办法。但是描写这一类异国情调显然并非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也就不着手去做了。
北德维纳河、鄂毕河与叶尼塞河知道用驳船运输囚犯开始于什么时候——那是在消灭富农时期。这几条河流都是流向正北的，而驳船又是一些大肚子，大容量的家伙，只有依靠它们才能完成把如此庞大的灰色群体从有生的俄罗斯抛到无生的权北地区的任务。人们被倾倒进像个大木槽似的驳船舱里，人摞人地躺在里面，像装在提篮里的一堆大虾一样微微动弹着。哨兵高高地屹立在船舷上，好像站立在山岩上一样。有时候就这样不遮不盖地驳运这一堆东西，有时候蒙上一块大帆布——也许是为了不想看见他们，也许是为了更容易警戒，反正绝对不是为了给他们遮雨。这样的驳船押运已经不是递解，而简直是分期处决了。再加上途中差不多是不供给伙食的。把他们丢弃到冻土地带之后，就根本不给吃的了，他们被留在那里与大自然一起自生自灭。
北德维纳河（以及维切格达河）上的驳船递解直到一九四0年还没有停止。奥列涅夫就经历过这样的递解。囚犯们在船舱里人贴人地站着，——而这并不止是一天。尿撒在玻璃罐里，传到舷窗口倒掉。如果是比这更严重一点的问题，那只好在自己裤裆里解决了。
沿叶尼塞河的驳船递解变成了固定航班，几十年没有中断过。三十年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河岸上搭起了一些敞棚。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春天，等待装运的囚犯们在那里面一连打一两昼夜的哆嗦。叶尼塞河上运囚犯的驳船有固定的结构，船舱里是没有光亮的，分上下三层。只有安装着梯子的舱口能透进一点折射的光线。押解队员住在甲板上的小屋里。哨兵警戒着舱口和水面，注意是否有人离水逃走。他们永远不下船舱，不管里面发出怎样的呻吟和呼救的哀号。从来不让囚犯们上来放风。一九三七一三八年，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在递解途中没有向舱里的人们提供过任何医疗帮助（可以猜想，以上两个时期之间的年代也是一样）。囚犯们分两排躺在每层的舱板上，一排头朝船舷，一排头朝他们的脚。要上便桶只能从人身上跨过。便桶并不是经常允许及时倒掉（应当想象一下怎样提着满满的粪桶爬上陡直的梯子），粪便溢到外面，在舱板上流淌，漏到下面各层去，那里可也是躺满了人呀！开饭的时候，帮厨的（是从犯人中间抽的）把盛在木桶里的菜场分送到各层。在那永远黑暗的舱房里（现在也许装了电灯），在一盏“蝙蝠牌”煤油灯的光亮下给犯人们发放。到杜金卡去的这样的一趟递解有时要走一个月。（现在当然只用一个星期就够了。）由于搁浅或水路上的其他障碍，拖长了路途的时间，携带的粮食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索性一连几天不开伙。（“积欠”的这几天的口粮，以后当然是不会补发的。）
说到这里，机灵的读者不用作者提示也可补充一点：盗窃犯在货舱里占据着最上面的一层，靠近舱口的地方——换句话就是靠近空气和光线的地方。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充分地享受分发面包的特权。如果这一趟旅程条件特别困难，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摔掉神圣的拐杖（换句话说就是夺走灰色牲畜——政治犯-一的口粮）。贼骨头们在漫长的旅途中用打牌消磨时间。赌博用的纸牌是自己做的。可是赌注的本钱却是靠搜查“福来儿”搞来的。他们选定舱内某一地段，对躺在那儿的人实行逐个搜身。搜来的东西在一段时间之内是在他们中间根据牌局的输赢反复倒手的。最后全都会“浮”到顶上去，脱手给押解队。对了，读者现在什么全能猜到：盗窃犯和押解队是挂着钩的。押解队或者把赃物留给自己，或者在码头上卖掉，然后给盗窃犯们带来吃的作为报酬。
有反抗吗？有，但是很少见，流传下来一个事例。一九五0年，在一艘与上面所讲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稍大一些的驳船（是一艘海船）里面，在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往萨哈林岛的途中，七名手无寸铁的年轻的“五十八条”犯人对盗窃犯（这是一批“母狗”）进行了反抗，对方总共有八十来个人（其中照例会有人带着刀子）。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一门”递解站里面，这批“母狗”就曾对犯人们实行过一次搜身。他们搜得非常彻底，一点不比狱卒们干得差劲。他们熟知一切的隐藏办法。但是不管怎么搜，要发现一切公办不到的。他们明白这个，所以在船舱里面假意宣布：“有钱的可以买马合烟！”米沙-格拉切夫拽出了缝在棉坎肩里的三个卢布。“母狗”沃洛吉卡-塔塔林朝他喊：“喂老鸹的死尸！你不交税啦？”说完就跳过去夺。可是陆军准尉帕维尔（姓氏没有传下来）一把推开了他。沃洛吉卡-塔塔林用手指头分成“两股叉”去戳帕维尔的眼睛，帕维尔把他撂倒在地上。立刻就有二、三十个“母狗”拥了过来。前陆军大尉施帕科夫；谢廖沙-波塔波夫；沃洛尼-列乌诺夫，沃洛甲-特列久兴（这两个人也是前陆军准尉）；还有瓦夏-克拉夫左夫等人挺身而出，毅然站到格拉切夫和帕维尔身边。结果如何？仅仅是互相献了几拳就了事。不知道是贼骨头们祖传的真正的怯懦（他们总是用虚张声势的果敢和满不在乎的放肆把它遮掩起来）现了本相，还是因为附近有哨兵（事情发生在舱口下面）妨碍了他们。他们现在需要保存实力，因为他们此行负有一项更加重要的社会使命——从正经盗贼手里夺取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就是契诃夫曾经描写过的那一个）以及萨哈林建设工程（夺取的目的当然木是为了建设）。总之是他们退却了，仅仅限于虚声恫吓，说：“要把你们变成一堆垃圾！”（架没有打起来，谁也没有把这几个小伙子变成“垃圾”这帮“母狗”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遇到了麻烦：那地方已经被正经盗贼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了。）
开往科雷马的海船，在一切方面都和驳船很相似，只是规模大一些。不管多么奇怪，一九三八年乘坐由“克拉辛”号破冰船开路的“珠尔玛”、“库鲁”、“汉瓦工程”、“第聂伯工程”等几艘旧套鞋似的破船被遣送到科雷马去的那一批犯人（即有名的“克拉辛远征队勾当中，今天竟有几个人还活着。这几艘轮船的寒冷肮脏的贷舱也是分作三层，但是在每层上面又用树村搭成了双层的统铺。并不是到处一片漆黑，有的地方点了几盏油灯。允许犯人们以隔舱为单位上甲板放风。每条船装三四千人。一次航程要用一个多星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领的口粮在路上就发了霉，因而一天的口粮定量由六百克减少到四百克。还供给成鱼，至于饮用水。是的，是的，没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在水的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着暂时的困难。与内河递解比较起来，这儿还增加了风暴和晕船。精疲力竭的人们呕吐不已，已经没有力气从呕吐物中站起来，整个舱板覆盖了一层令人作呕的秽物。
旅途中还有一段政治性插曲。船队要通过拉彼鲁兹海峡”和日本列岛距离很近。这时候轮船了望塔上面的机关枪消失了，押解队换上了便服，舱口紧闭，禁止上甲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时就早有远见地在船舶文书上注明了船内装载的不，上帝保佑，决不是犯人，而是应募去开发科雷马的工人。许多日本小汽船和木船在部队周围转来转去，一点没有产生疑心。（另一次，一九三九年“珠尔玛”号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盗窃犯们跑出货舱潜入了财物保管室，抢光了东西，放了一把火。这时候船恰好在日本附近。“珠尔玛”号浓烟滚滚，日本人要来救援，但是船长拒绝了他们。他甚至没有下令打开舱口！离开日本较远以后，被烟呛死者的尸体全扔进了大海，烧焦了的半腐烂食品后来移交给劳改营充当犯人的口粮。）
自那以后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国际公海上运输的似乎已经不再是犯人，而是苏联公民。但是有多少这样的事例：苏联人遇到海难的时候，拒绝外国救援，原因仍是这种冒充为民族自豪感的封闭性。宁愿让鲨鱼把我们吞进肚里，也不能接受你们的援助之手！封闭性——这是我国的毒瘤。
船队在马加丹港外被封冻在水里。“克拉辛”号也无能为力（还远远不到航行的季节，但是他们急于往那里输送劳力）。五月二日。犯人们被卸到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的冰上。当年马加丹的悲惨景象展示在来客们的眼前；死气沉沉的山岗，没有乔木，也没有灌木，更没有鸟类。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间小木房和一座远北建设工程局的两层楼房。然而他们却受到远建局乐队的欢迎。因为当局这时候还在继续表演着“改造”的闹剧，换句话说是做出副样子，好像他们不是运来一堆为盛产黄金的科雷马铺路的白骨，而是一批将来还要回到创造性生活中去的暂时受隔离的苏维埃公民。乐队演奏着进行曲和圆舞曲。一群受尽折磨、半死不活的人们排成灰色的长队在冰上蹒跚行进。他们拖着从莫斯科带来的东西（这一支庞大的政治犯队伍在路上几乎还没有遇到盗窃犯），背着另外一些半死不活的人——风湿病患者和失去双腿的残废（对没有双腿的人也同样判刑）。
但是，我发觉我又要重复；写下去将是乏味的，读下去也将是乏味的，因为读者预先就已经知道了一切：现在将会用卡车把他们装运到几百公里之外，然后还要押着他们步行几十公里。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将开辟一些新的劳改点，而且到达后一分钟之内就必须出工。吃的将是鱼和面粉，是和着雪一起吞咽下去的。睡的将是帐篷。
是的，不错。但是头几天他们暂时被安置在马加丹，住的也确是北极帐篷。在这里他们还要受到一次体检，也就是要他们脱光衣服，根据每人臀部的状况确定他是否适宜于劳动（检查的结果一定是全体都合格）。当然还要把他们带进洗澡房，命令他们把皮面大衣、罗曼诺夫羊皮大衣、毛线衣、高级毛料西服、毡斗篷。长筒皮靴、长筒毡靴留在洗澡房的脱衣室（要知道这一批来的人不是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而是党的上层人物-一报纸编辑、托拉斯和工厂的经理、省委负责干部、政治经济学教授等等。所有这些人在三十年代初对于高档商品已经很懂行了）。“那由谁来看管呢？”新来的客人们疑惑地问。“快去吧，谁希罕你们的东西？”澡堂服务员显出受侮辱的样子“进去，放心洗去吧！”于是他们就进去洗澡了。然而出口却是另一个门。出门的时候每人在那里领到一条黑布裤子和一件军便服上衣、一件没有衣兜的劳改营棉背心、一双猪皮鞋。（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与你原先的生活的诀别——也就是和你的头衔、职位、尊荣的诀别！）“我们的东西呢？”他们哀号了。“你们的东西——留在家里了！”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朝他们大声呵叱。“劳改营里什么东西也不属于你们。我们劳改营里是共产主义！带队的，开步走！”
既然是共产主义，那么他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他们不是把生命都献给了这个事业了吗？
还有几种递解方式——坐大车或者干脆步行。诸位记得复活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一队犯人从监狱被押着走向火车站的情形吗？然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九四年，犯人们已经一整年没有放过风，已经木会走路了，不会呼吸了，不会看光亮了；一年以后，把他们带出屋子，列队，驱赶他们步行二十五公里，到阿巴坎去。路上死了十来个。这件事情可没有人去写成一部伟大的小说，连一章也没有人写：住在坟地里，顾不上为每一个死人哭丧。
徒步递解——这是火车递解、“泽克车厢”、红色列车的老祖宗。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少见了，除非是在木可能使用机动交通工具的地方。例如，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遣送犯人，就是让他们徒步通过拉多加湖上的一段冰路，然后装上红色列车（让女犯和德军俘虏走在一起，用刺刀把我国的男犯从女犯身边赶开，免得他们抢夺女犯的面包。倒在路上的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拽掉靴子，扔到卡车上）。三十年代，从科特拉斯递解站每天发送一百名犯人徒步去乌斯特维姆（约三百公里），有时候去奇比尤（五百多公里）。一九三八年有一批女犯也是用这种方式递解。这种徒步递解一天要走二十五公里。押解队带着一两只狗，他们用枪托于驱赶掉队的人。诚然，犯人的东西、锅灶和食物是用跟在队尾的大车拉着。在这一点上，这支解犯队伍和上一世纪古典的流刑图有些相像。途中也有宿泊的房屋——被消灭的富农的缺门少窗的残破农舍。科特拉斯递解站的会计室发给每一批解犯的食品是按照理论上的旅途时间计算的，其前提是一路诸事顺利，从来不多计算一天（这是我国会计制度的普遍原则）。如果选中发生耽搁，食物就匀开吃，只供给不放盐的黑麦面糊糊，有时候索性就停伙。在这一点上，他们背离了古典的模式。
一九四0年，奥列涅夫等一批解犯下了驳船以后，被押送着徒步穿过泰加森林（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到齐比尤）。一路上根本不给饭吃。喝的是沼泽里的水，痢疾迅速地蔓延开来了。许多人体力衰竭，倒在地下，警犬撕扯倒下的人们的衣裳。在伊回马河里，犯人们用裤子捞鱼，生着就吃进肚里。（最后走到了一块林间空地，当局向他们宣布：你们就在这里动手修建科特拉斯-沃尔库塔铁路吧！）
我国欧洲部分极北地区的另一些地方，也一直是采取这个办法，先是遣送一些徒步的犯人到划定的线路上去修路基，直到快乐的红色列车开来，运来第二期工程的犯人。
在经常和大量采用步行方式的地方，制定出了一整套徒步递解的技术。一批犯人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出发，沿着泰加森林中的小道，被押往维斯良纳。一个犯人倒下了，再也走不动了。怎么办？请合理地考虑一下，怎么办？你是不会让整个队伍停下来的。你也不会为每一个倒下的和掉队的人留下一名带枪的兵——带枪的兵很少，犯人很多。这说明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带枪的兵留下来和这个人稍呆一会儿，随后他一个人匆匆地赶上队伍。
从卡拉巴斯到斯帕斯克的固定步行递解班次保持了很长时间。那一段路总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须一天之内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体很虚弱。可以预料到，一定会有许多人倒在路上，掉队，他们会带着濒死者的无所求和无所谓的表情——哪怕你如他们开枪，他们也不能再挪动一步。他们已经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没完没了地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的不知疲劳的棍棒呢？棍棒他们是会害怕的，他们会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保证有效。因而在解犯纵队五十米之外不仅有一圈自动枪手的散兵线，而且里面还有一圈仅以棍棒做武器的士兵。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实际上斯大林同志早就有言在先）。七打八打，那些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的人们居然走起来了！其中的一些人竟能奇迹般地走到目的地。他们不知道这叫做“棍棒考验”不管你怎么打仍是躺着不动的人，将由跟在后面的大车收容起来。这是一条组织工作的经验。（可能有人提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全用大车拉呢？可是到哪儿去找足够的大车？马匹从哪儿来？我国毕竟已经普及拖拉机了。况且如今燕麦是什么价钱？）上面说的这种递解在一九四八一五0年依然是十分大量的。
然而在二十年代徒步递解曾是主要方式之一。当时我还是小孩，但是记得很清楚：士兵们押着犯人的队伍大大方方地走过顿河罗斯托夫市的街道。顺便说说，那句有名的命令：“不予警告即可开枪！”在当时的说法稍有不同，原因在于军事装备的差异：要知道，当时的押解队往往只有马刀。所以当时是这样命令的：“凡擅自离开队列一步者，押解队即可开枪或刀劈！”多么铿锵有力：“开枪、刀劈！”马上就产生一把战刀从背后劈下你的脑袋的感觉。
不错，甚至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还押着一批从外伏尔加地区抓来的大胡子老头儿们徒步经过下诺夫戈罗德城。这些人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穿着桦皮鞋，包着脚布。“正在消失中的俄罗斯”突然间，三辆小汽车正好横穿他们前面的马路，汽车上坐着全俄中执委主席加里宁。解犯队伍停下。加里宁坐在车里开过去，他对这些人没有产生兴趣。
读者，请闭上眼睛。听见了吗？车声隆隆。这是“泽克车厢”在铁轨上行驶。这是红色列车在运行。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一刻稍停。听见了吗？水声激荡这是囚犯驳船在破浪前进。耳边又传来“乌鸦车”马达的吼叫声。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投入监狱、塞进囚车、辗转递解。这一片嘈杂声又是来自哪里？它来自递解站过于拥挤的牢房。而这哭号声呢？它是被抢劫者、被奸污者、被毒打者的怨诉。
我们考察了各种遣送方法。我们发现它们一种比一种更坏。我们环视了递解站，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甚至人们最后一个希望——下一步会好一些，在劳改营里将会好一些——也是一个骗人的希望啊！
在劳改营里将会更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