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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不是把她看成一成不变、只需照抄照搬、一概灵验的僵死教条，而是把她作为灵活运用、指导实践、并且据以发展新理论的行动指南。自以为是的人说“唯一标准”的表述，是由某伟人发明的，被某伟人引用的，是某本本印了字的，因而移易不得。这实际上是认为打破“两个凡是”的思维定式，仅仅是针对毛一个人的，而不是一视同仁，同样适用于在毛之前、在毛之时、在毛之后的中国乃至人类一切思想家与理论家的。似乎在确定对毛不适用“两个凡是”之后，还有别的甚样人，甚样文，甚样书，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行字，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因而继续适用“两个凡是”这种观点离开了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离开了党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离开了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本色。列宁说：“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46页）邓小平说：“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邓选第2卷，第149页）有意无意地搞改头换面的“两个凡是”只会禁锢理论创新，形成新的束缚思想进步的精神枷锁，窒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永续发展的生机活力。小平同志如果再世，也会对此感到忧虑，并且提出批评。
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无损毛泽东的伟大。同理，消亡曾经起过积极作用、而现在不再继续适用的“唯一标准”表述，对谁都没有妨害。一是无损于胡耀邦的光彩。他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开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上的突出贡献，和在廉洁从政、勤恳为民上的高尚品格，全党皆知；他因为一时笔误，把“第一”写成“惟一”为胡福明教授的论文帮忙到七分，出发点无容非议。二是无损于邓小平的光辉。他在领导全党扬弃毛泽东晚年实践，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史上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世界瞩目。在真理标准上，他先是恢复实践标准，随后提出生产力标准，相继提出人民拥护标准、历史论定标准，本身突破了“唯一标准”的樊篱。三是无妨于批评毛晚年错误。因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上了书、进了课，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四是无伤于改革开放。因为强国之路和立国之本，同时纳入党的基本路线，载在党章，刊在宪法；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寰宇首肯，它所催生的中华崛起势不可挡。五是不属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讨论哲学命题，属于学术范畴。何况“唯一标准”从未进过全党的总章程，反而是党章对检验真理的标准，早在9年以前，已经有了比“唯一标准”更全面、更完善、更恰当、更科学、更有生命力的新表述。至于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把“唯一标准”用作离间毛邓、虚无历史、倒毛颠共的理论基点和口实法器，那就离开了轻松活泼的学术讨论范畴，而进入严峻沉重的政治博弈领域了。
高校是生产先进思想的地方，理应占据理论高地，挺进学术前沿，自觉当思想先导，努力开风气之先。搞唯物主义的不讲实事求是，搞辩证法的不讲与时俱进；本应生动活泼、不守成规的学术领域，依然保留本本主义，通行“首长思维”、“文件思维”不能说与高校的地位职能是相称的。要厘清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政治上令行禁止，学术上百家争鸣。在学术范围内，一事当前，首先应当考察的，不是它说自何人，定自何会，印自何本，而是应当首先考察它是否实事求是？是否恰如其分？是否言而有据？是否言之成理？高校的学术研究，是全社会的思想库，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智囊团，理应运用学术新观点为政府服务，而不是把自家学术范围内的争论与是非，提交政府官长用行政的手段来裁决，这就把本来的事理弄颠倒了。例如“唯一标准”的先天不足，凡有社会常识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却因了无从上桌的原因，大家隐忍怯言，岂不是演绎了现实版的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拿我家为例，妻姐妹俩是千年古镇知名美女，妻许婚时对我有约法二章：一是婚后不许打人，二是婚后若有争论，她对的就是她对的，她不对的也是她对的。我五官不是特别丑，但个儿小，在男子汉中难入英俊之列，我把邓而不是毛作为自己所在人群的骄傲，并且以邓自强不息、努力作为的榜样来策惰励勤。因有约法，假如夫人错了，她在口头上是绝对不会认错的。但她并不坚持错误，她会默默地改错，那就是她在行动上不再坚持原先意见，而是采纳我的意见。出于人们都能理解的原因，权威部门修正错误的途径，也会不拘一格：或者不再继续使用某一提法或口径，或者公布或暗示某个文件不再继续有效，而以新的提法、口径、文件取而代之。不一定非得明榜公示某项口号错了，只要实际上做到了与时俱进、去伪存真、弃旧图新，其正面效果也是一样的。
株守成见、不思进取，墨守本本、落后实际，明显离开了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是思想懒汉的表现，有负党和人民对于高校作为思想库领先现实创新的殷切期望。置千百万人民司空见惯的社会常识于不顾，置党章与时俱进的新表述于不顾，思辨能力逊色于沙家浜里的胡司令，痴人说梦话，睁眼说瞎话，人云亦云，以讹传讹，铸成现实版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尚不自知、更不自拔，犹且曲为之说，犹且强为之辩，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不会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会视为笑柄。这不是学人的光荣，而是学人的耻辱；这不是学术的吉幸，而是学术的悲哀。
如果说，在政治上，令行禁止、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在学术上，百家争鸣、实事求是，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在共产党人面前，只有真理，没有“凡是”不只是不搞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而且是不搞包括马恩列斯在内任何人的“两个凡是”因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选第2卷，第38页）邓小平说得好：“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选第3卷，第382页）很显然，只有实事求是的话，只有实事求是的事，只有实事求是的人，不管朝换臣改，不会树倒猴散，一万年，都能站得住脚！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我们常常重视前二者，而忽视后者。如果把前二者看作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因与过程，则后者便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轨迹。列宁形象地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正如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把稻粒选成稻种，把稻种育成秧苗，把秧苗培成稻粒，又把稻粒选成稻种，进入下一轮循环。农业上，看到分散的弊端，建国后推行集体化；看到集体化的弊端，改革开放后推行分田；看到分田的弊端，现在又推进集约化经济，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微妙现象。经济上，看到自由竞争的弊端，推行计划经济；看到计划经济的弊端，恢复市场经济；市场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又会反过来求助计划管控。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称赞是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选第3卷，第83页）。过了8年，受南巡谈话推动，党的十四大决定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现在，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想法，又在专家学者头脑里酝酿。由此归纳推理，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无穷尽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实现其“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轨迹的。可笑的是，人类进步的每一阶段，都有人认为达成了对于“绝对真理”的认识，因而嘲笑前人：“瞧，这么简单的道理，前人都不懂，真笨！”其实，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流年年只相似。每一代人都有着前人未曾认识、而由自己认识的“自由王国”也都有着自己不能认识、而留待后人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比祖宗高明，子孙又比我们高明。按照教育学、家风学和孝道原理，我们怎样对待前人，后人也怎样对待我们。如果我们鄙薄、嘲笑、嫌忌祖宗，后代跟着学样，在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的博弈竞存中，自坏名誉、自乱阵脚、自毁长城，我们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妙声誉就会被蚕食消蚀殆尽；那样，毛泽东创建的新中国，就有可能重演列宁创建的苏维埃被颠覆的悲剧。谁都没有结束真理，因为认识真理没有穷尽；谁都需要继续探索，因为必然王国总在前面。马列主义没有结束真理，所以有毛思邓论；毛邓没有结束真理，所以有江胡习学说。每一代人只要在前人基础上，把事业向前向上推进了一步，就应当在历史上享有无愧于前贤后秀的历史地位。也许，我们的党员和人民，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高端，以及从事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工作的同志，不仅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要具备正确的历史观（合起来是“四观”），明晓我们只是宏图伟业万里接力中的一棒，只是在人类认识“绝对真理”的长征中比前人进取了一小步（如皋方言叫做“一荞麦壳儿”、“一指甲片子”），没有啥子值得趾高气扬的地方。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前人（不藐视），正确对待自己（不骄矜），正确对待后人（打基础）。
克思主义？不是把她看成一成不变、只需照抄照搬、一概灵验的僵死教条，而是把她作为灵活运用、指导实践、并且据以发展新理论的行动指南。自以为是的人说“唯一标准”的表述，是由某伟人发明的，被某伟人引用的，是某本本印了字的，因而移易不得。这实际上是认为打破“两个凡是”的思维定式，仅仅是针对毛一个人的，而不是一视同仁，同样适用于在毛之前、在毛之时、在毛之后的中国乃至人类一切思想家与理论家的。似乎在确定对毛不适用“两个凡是”之后，还有别的甚样人，甚样文，甚样书，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行字，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因而继续适用“两个凡是”这种观点离开了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离开了党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离开了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本色。列宁说：“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46页）邓小平说：“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邓选第2卷，第149页）有意无意地搞改头换面的“两个凡是”只会禁锢理论创新，形成新的束缚思想进步的精神枷锁，窒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永续发展的生机活力。小平同志如果再世，也会对此感到忧虑，并且提出批评。
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无损毛泽东的伟大。同理，消亡曾经起过积极作用、而现在不再继续适用的“唯一标准”表述，对谁都没有妨害。一是无损于胡耀邦的光彩。他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开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上的突出贡献，和在廉洁从政、勤恳为民上的高尚品格，全党皆知；他因为一时笔误，把“第一”写成“惟一”为胡福明教授的论文帮忙到七分，出发点无容非议。二是无损于邓小平的光辉。他在领导全党扬弃毛泽东晚年实践，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史上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世界瞩目。在真理标准上，他先是恢复实践标准，随后提出生产力标准，相继提出人民拥护标准、历史论定标准，本身突破了“唯一标准”的樊篱。三是无妨于批评毛晚年错误。因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上了书、进了课，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四是无伤于改革开放。因为强国之路和立国之本，同时纳入党的基本路线，载在党章，刊在宪法；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寰宇首肯，它所催生的中华崛起势不可挡。五是不属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讨论哲学命题，属于学术范畴。何况“唯一标准”从未进过全党的总章程，反而是党章对检验真理的标准，早在9年以前，已经有了比“唯一标准”更全面、更完善、更恰当、更科学、更有生命力的新表述。至于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把“唯一标准”用作离间毛邓、虚无历史、倒毛颠共的理论基点和口实法器，那就离开了轻松活泼的学术讨论范畴，而进入严峻沉重的政治博弈领域了。
高校是生产先进思想的地方，理应占据理论高地，挺进学术前沿，自觉当思想先导，努力开风气之先。搞唯物主义的不讲实事求是，搞辩证法的不讲与时俱进；本应生动活泼、不守成规的学术领域，依然保留本本主义，通行“首长思维”、“文件思维”不能说与高校的地位职能是相称的。要厘清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政治上令行禁止，学术上百家争鸣。在学术范围内，一事当前，首先应当考察的，不是它说自何人，定自何会，印自何本，而是应当首先考察它是否实事求是？是否恰如其分？是否言而有据？是否言之成理？高校的学术研究，是全社会的思想库，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智囊团，理应运用学术新观点为政府服务，而不是把自家学术范围内的争论与是非，提交政府官长用行政的手段来裁决，这就把本来的事理弄颠倒了。例如“唯一标准”的先天不足，凡有社会常识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却因了无从上桌的原因，大家隐忍怯言，岂不是演绎了现实版的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拿我家为例，妻姐妹俩是千年古镇知名美女，妻许婚时对我有约法二章：一是婚后不许打人，二是婚后若有争论，她对的就是她对的，她不对的也是她对的。我五官不是特别丑，但个儿小，在男子汉中难入英俊之列，我把邓而不是毛作为自己所在人群的骄傲，并且以邓自强不息、努力作为的榜样来策惰励勤。因有约法，假如夫人错了，她在口头上是绝对不会认错的。但她并不坚持错误，她会默默地改错，那就是她在行动上不再坚持原先意见，而是采纳我的意见。出于人们都能理解的原因，权威部门修正错误的途径，也会不拘一格：或者不再继续使用某一提法或口径，或者公布或暗示某个文件不再继续有效，而以新的提法、口径、文件取而代之。不一定非得明榜公示某项口号错了，只要实际上做到了与时俱进、去伪存真、弃旧图新，其正面效果也是一样的。
株守成见、不思进取，墨守本本、落后实际，明显离开了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是思想懒汉的表现，有负党和人民对于高校作为思想库领先现实创新的殷切期望。置千百万人民司空见惯的社会常识于不顾，置党章与时俱进的新表述于不顾，思辨能力逊色于沙家浜里的胡司令，痴人说梦话，睁眼说瞎话，人云亦云，以讹传讹，铸成现实版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尚不自知、更不自拔，犹且曲为之说，犹且强为之辩，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不会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会视为笑柄。这不是学人的光荣，而是学人的耻辱；这不是学术的吉幸，而是学术的悲哀。
如果说，在政治上，令行禁止、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在学术上，百家争鸣、实事求是，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在共产党人面前，只有真理，没有“凡是”不只是不搞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而且是不搞包括马恩列斯在内任何人的“两个凡是”因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选第2卷，第38页）邓小平说得好：“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选第3卷，第382页）很显然，只有实事求是的话，只有实事求是的事，只有实事求是的人，不管朝换臣改，不会树倒猴散，一万年，都能站得住脚！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我们常常重视前二者，而忽视后者。如果把前二者看作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因与过程，则后者便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轨迹。列宁形象地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正如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把稻粒选成稻种，把稻种育成秧苗，把秧苗培成稻粒，又把稻粒选成稻种，进入下一轮循环。农业上，看到分散的弊端，建国后推行集体化；看到集体化的弊端，改革开放后推行分田；看到分田的弊端，现在又推进集约化经济，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微妙现象。经济上，看到自由竞争的弊端，推行计划经济；看到计划经济的弊端，恢复市场经济；市场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又会反过来求助计划管控。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称赞是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选第3卷，第83页）。过了8年，受南巡谈话推动，党的十四大决定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现在，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想法，又在专家学者头脑里酝酿。由此归纳推理，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无穷尽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实现其“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轨迹的。可笑的是，人类进步的每一阶段，都有人认为达成了对于“绝对真理”的认识，因而嘲笑前人：“瞧，这么简单的道理，前人都不懂，真笨！”其实，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流年年只相似。每一代人都有着前人未曾认识、而由自己认识的“自由王国”也都有着自己不能认识、而留待后人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比祖宗高明，子孙又比我们高明。按照教育学、家风学和孝道原理，我们怎样对待前人，后人也怎样对待我们。如果我们鄙薄、嘲笑、嫌忌祖宗，后代跟着学样，在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的博弈竞存中，自坏名誉、自乱阵脚、自毁长城，我们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妙声誉就会被蚕食消蚀殆尽；那样，毛泽东创建的新中国，就有可能重演列宁创建的苏维埃被颠覆的悲剧。谁都没有结束真理，因为认识真理没有穷尽；谁都需要继续探索，因为必然王国总在前面。马列主义没有结束真理，所以有毛思邓论；毛邓没有结束真理，所以有江胡习学说。每一代人只要在前人基础上，把事业向前向上推进了一步，就应当在历史上享有无愧于前贤后秀的历史地位。也许，我们的党员和人民，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高端，以及从事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工作的同志，不仅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要具备正确的历史观（合起来是“四观”），明晓我们只是宏图伟业万里接力中的一棒，只是在人类认识“绝对真理”的长征中比前人进取了一小步（如皋方言叫做“一荞麦壳儿”、“一指甲片子”），没有啥子值得趾高气扬的地方。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前人（不藐视），正确对待自己（不骄矜），正确对待后人（打基础）。